大疫当前，人们对生命的珍视通过各种理性或非理性的方式展现。翻开史料中有关流行病的枝节片段，不难发现“防疫物资”被扫货的端倪。

在一份1932年1月由天津市政当局分发民间进行卫生知识宣教的传单中，将当时威胁民众生命健康的疾病分为流行性感冒、白喉、百日咳、猩红热、天花、脑脊髓膜炎等几种。其中，数猩红热最令人生畏。

1932年入夏，猩红热的虚惊尚未完全退却，虎烈拉又来袭。它是英文cholera的早期音译，又名霍乱。在落后的医疗条件下，虎烈拉致死率很高，令人“谈虎色变”。该年6月初，有媒体称塘沽附近有三十多人染病，十多人在两三日之内死亡；河北铁道外工业实验所三名职员染霍乱一日身亡。截至7月底，天津“商民之患虎疫者，先后共达七百二十人”。

为了稳定民心，防止疫情扩散，官方出台了一系列防控措施：一是对患病人员进行隔离，避免发生人传人；二是为民众免费注射疫苗，让更多的人产生抗体；三是取缔饮食小摊贩，收紧“病从口入”的口子；四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洁大扫除，保持环境卫生；五是通过广播和街头演讲宣传霍乱危害，普及防疫知识；六是在人流大的区域设立临时检验所，及时排查隐患；七是举行扑蝇大会，打击细菌的中间宿主；八是联合租界中外国专业机构共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争取国际支持。以如今的视角来看，多数措施科学精当。

人们并不满足于听天由命，《益世报》刊出消息称：“当此虎威怒发之际，人命死亡，日必数起，稠密之区……各种药店，亦大走幸运，一切防疫药品，不问有无效验，均能不胫而走。”

扫货“防疫药品”之外，在当时的老百姓中还流行另外两种民间防疫“偏方”。一是求神，一是悬葱蒜于门楣。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官方就曾对“顶神看香行医”“用香灰代药”的愚昧行为进行过严厉禁止，但屡禁不止。据《益世报》记载，1932年“自虎疫流行以来，市府卫生事务室，虽不断地布告，晓谕防御，但一般愚民，因狃于迷信，依然以‘瘟神下界’的传说烧香祷祝、求免灾难”。

至于悬葱蒜于门楣，用时人的说法，就是“葱，其音如‘冲’，蒜，其音如‘算’，冲了、算了，自然百病不生，人马平安”。于是，最平凡不过的葱蒜，一时变得紧俏和抢手起来。吴秋尘曾在1932年所撰《葱蒜交通》中写道：“葱蒜，有奇臭，也可说有异香之食物也……医生既说可以疗病，可以缓死，永久之生存要紧，临时就臭臭何妨？于是，大葱大蒜，乃走红运，销路之畅，出乎意料，葱花，蒜泥，顿成珍品。”当吴秋尘感叹“平时最为人所不重视的葱蒜，想不到也有这么一个‘黄金时代’”时，它大概想不到，一根葱的初露端倪，一头蒜的崭露头角，并没有成为历史。不同时期，它们有一个个的替身，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安慰剂效应心理下反复上演。

好在如今人们的科学观念越来越强，其实，越是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人们越是应该相信科学、坚持理性。（津云新闻编辑靳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