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提供

王其亨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天津大学建筑历史及理论专业学科带头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天津大学有一群人，

他们与中国清代“样式雷”家族紧密相连；

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文物中追寻古人的足迹与思想；

他们在环境地势、平格运作、钦准烫样、图学表现的研究中与古代建筑隔空对话；

他们秉承传统、执守情怀、扶墙上瓦、薪火相传、行于田野、成于凝思；

历经时间的沉淀和无数的心血，

终于在中华古建筑的法门中为世人呈出一座真正的“国家宝藏”。

今日，这群人从幕后走到台前，

让我们一起听听那些先人智慧、民族荣耀以及他们与“样式雷”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昨日正午，冬日的阳光透过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二层玻璃窗，轻柔地洒在一块块金黄色“样式雷”展板上，而此刻围聚在展板间的便是不久前走上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王其亨教授带领的天津大学“样式雷”研究团队，从舞台聚光灯下回到天津大学校园，在平静的室内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每个人心中澎湃的激情，在世界记忆中，为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正名，让中国建筑风格融入当下与未来的神州大地。

中国古建筑设计不再“失语”

中国古代建筑是否经过设计或如何设计？这个问题曾长期困扰国内外学术界。今人可以通晓古代各时期建筑形式与做法的演变，却鲜能洞悉并信而有征地阐发相关设计程序、方法，尤其是设计思想和理论；和西方的建筑史学比较，也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失语症”。

直到1930年，上万件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并得到研究；近3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研究更臻深入。据天津大学“样式雷”研究团队介绍，目前已廓清的是，赓续古代传统，清代皇家建筑工程选址、规划设计和施工，都有缜密的运作程序；执掌皇家建筑设计的“样式雷”八代传人，均能娴熟灵活地运用丰富多彩的图学语言，包括各种契合现代意义的投影及图层方法等，翔实表达其创作理念并指导施工，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哲匠的非凡智慧。

2004年，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联合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等机构共同举办了“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展”，2006年以后相继在法国、瑞士、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推出了展览的外文版，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反响。2004年的展览也直接推动了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样式雷”图档作为人类智慧资源的不朽价值，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尊重。2012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庆祝“世界记忆工程”20周年，精选了24个国家和地区最具典型性的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制成图版，在巴黎总部展出，其中代表中国的就是“样式雷”图档，这是唯一一个建筑图像资源。

辅助阅读

样式雷

清代皇家建筑包括都城、宫殿、园林、坛庙、陵寝、府邸、衙署乃至工厂等，夙由供役专门设计机构“样式房”的特聘建筑师即“样子匠”设计；自康熙廿五年（1686年）直到民国初年，曾有雷氏世家八代传人赓续皇家建筑设计，并长期职掌样式房，被世人誉称为“样式雷”。

环境地势

清代皇家建筑尤其是陵寝的设计事务通常始自选址。届时，样式房匠人即供役相关工程设计的建筑师，要随有关官员和风水师赴现场勘察风水，统筹生态、景观及工程地质、环境容量等要素，确定基址并展开相应的规划设计。

平格运作

在选址并酌拟设计方案时，要进行“抄平子”即地形测量，用白灰从穴中即基址中心向四面划出经纬方格网，方格尺度视建筑规模而定；然后测量网格各交点的标高，穴中标高称为出平，高于穴中的为上平，低于穴中的称下平；最终形成定量描述地形的图样则称“平格”。由此可推敲建筑平面布局或按相应高程图“平子样”作竖向设计。

钦准烫样

烫样即模型制作，是各项建筑设计的关键步骤，例须恭呈御览钦准后才能据以绘制施工设计图、编制《工程做法》即设计说明，及核算工料钱粮。烫样几乎纯为观览，通常包括全分样、个样和细样。全分样表达建筑组群布局及空间形象；个样展示重要单体建筑自外到内的形制及其主要构造层次，可逐层揭开观览；细样主要表现局部性的陈设装修。

烫样多用板纸、油蜡、水胶、木料、秫秸及沥粉制作。木料和秫秸用作大木构架，沥粉用作瓦陇等，其余多用板纸和油蜡、水胶粘制，表面均按实物质地色彩细致绘饰。烫样制作比例如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至五寸样等，即与建筑尺寸比例分别为1/200、1/100、1/50、1/25至1/20等。

前世今生

1931年3月21日，大公报记者朱启钤先生举办了一场“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展品大部分来自“样式雷”家族世代珍藏。1931年3月22日，《大公报》天津版对此次展览进行了重点报道，引发社会的关注。一年后，中国营造学社走遍中国二十二个省，对两千余个古代建筑进行科学调研，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写中国建筑学的夙愿。

1982年，王其亨回到天津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在导师冯建逵的指导下，投入清代皇家陵寝的研究。当他第一次来到清东陵，他用“目瞪口呆”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建筑和自然景观、建筑和建筑之间是如此和谐，在我学过的所有西方理论里竟然都没法找到答案。”

于是，王其亨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查阅馆藏“样式雷”原始图档。面对数量庞大、杂乱无章、毫无条理的图档，他清醒地意识到，除非进行大规模的实物测绘和深入的文献研究，否则无法系统鉴别“样式雷”图档，更遑论对图档的研究利用。于是从那时起，王其亨带领着一代又一代天大学子扎进了浩如烟海的“样式雷”图档，一边进行实地测绘，一边进行文献研究，重拾中国建筑精神的荣耀。

拾回

“失落的荣耀”

“我出门被汽车撞死都不后悔，因为（样式雷）这个图可以解读了。”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说，自己说这句话是指，当时自己白天去测绘，晚上就在东陵、西陵抄档案，从1982年开始整理图，一直到1987年，终于把陵寝图理出来、编成目了，一共复印了五套，其中给国家图书馆留了一套，迈出了研究的第一步。

今年70多岁的王其亨，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提起“样式雷”，他滔滔不绝，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了解雷氏家族，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工匠的智慧。36年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带领团队对“样式雷”图档整理和解读。“样式雷”家族留下的资料数量庞大，且一张“样式雷”图上，经常没有明确信息，只能一张张地鉴定。36年来，王其亨及其团队整理、鉴识、判读出了一万多张“样式雷”图档，结合工程档案甚至能够清晰还原雷氏家族在相关建筑工程中每一天的工作细节和内容，其中耗费了旁人无法想象的心力和人力。

谈起与“样式雷”的渊源，王其亨说，他从小愿意自己独立思考，愿意刨根究底，之前是学结构的，从上研究生开始测绘，与“样式雷”结缘也是1982年底在清东陵、西陵测绘以后发现这个资源，“关于建筑设计和建筑理论，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是盲区，当然我要全力以赴地投入。”王其亨说，他们1985年开始系统测绘北京的园林，围绕“样式雷”图档的研究，园林图就有五六千件，必须系统地测绘。“那么简陋的条件，我们继承和发扬天津大学的优势，自己策划、自己张罗、自己筹集经费，好几千的老师学生参与，工作量很大。到现在为止，除了极个别的建筑外，像北海、太庙、天坛、沈阳故宫、清东陵、清西陵、明十三陵全部，北京的明清皇家建筑我们基本上全部测绘过了。今年嘉峪关已经测绘过了，我们希望接着测绘山海关、居庸关，一步步走向中亚、汉代的长城，这就是我们的计划。”王其亨说。

“在测绘中，现代仪器设备是很先进，但人工也有是机器替代不了的精度，所以很多时候还得爬房上梁。”王其亨说，每个房子都得画图，一个个尺寸挨个量，所有工作都有一个管理程序，他精心推敲、不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不停摸索和完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王其亨和他的团队已经整理了上万件的“样式雷”图档，把很多结论，或者补充，或者修改。“我们推出来的东西要上对祖宗下对后人，提供给更多人能够比较完整地去研究它。这也是一开始我们整理的初衷。” 为了这个理想，整整跑了36年了，就是想把失去的话语权，把我们以前对古建筑不了解的设计理念和方法，还有把古建筑的尊严给找回来。现在做到了吗？“开了个头而已。”王其亨说，自己还有五千多件“样式雷”图档没有机会看到，几万件图档里面包括的智慧资源，谁敢讲全都掌握了？没有看全，就不能下这个结论。

用脚丈量中国建筑魂

张龙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砖墙土木之间蕴藏着中国建筑之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龙感受它的方式是用脚步丈量。

2004年王其亨教授组建了颐和园保护科研团队，为颐和园提供全面的测绘、研究、保护规划、修缮设计、遗产监测等工作，那一年还在读研的张龙加入团队。

“我们的古建保护要先从田野调查开始。颐和园的建筑又多比较分散，我们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漫山遍野地跑，跑了20多天才把颐和园有建筑、有遗址、有裸露岩石的地方走遍了。颐和园有许多岛上建筑，其中有个岛叫治镜阁，所在的湖是北京生活用水的中转水库，平时也没有船去，只能冬天踩着冰过去，那个岛已经百十年没人上过了。通过实地勘察，我们发现了与文献档案相符的建筑格局、碑刻、遗迹。”就这样，在土墙和遗址之间，张龙和颐和园进行着一次次的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浩如烟海、艰涩难懂的文献档案中，张龙也找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我发现样式雷的图档中有很多有趣的名词。比如我查寿膳房的图档，发现‘哈巴狗’这个名词经常出现，就想这到底指的是什么？问了很多厨师都不知道，对照标注的地点，我发现‘哈巴狗’指的是污水下水道口。再比如‘火车门’指的是给火炕加木炭的小门。”就这样，“张龙们”用脚步丈量着、守护着中华建筑之魂。

耳濡目染领略独特建筑艺术

杨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西郊，颐和园、香山、圆明园、海淀镇、长河……耳濡目染下领略到祖国伟大的历史和独特的建筑艺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杨菁博士告诉记者，她于2001年上大学本科时参加了测绘实习，天大测绘悠久的传统、老师和同学们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更激发了她对中国古建筑的兴趣，研究生期间，她加入了王其亨团队。

杨菁的主攻方向包括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北京西山和相关“样式雷”图档的研究。“图总量不多，但是范围很广，图上的建筑多数都是遗址了。于是为了读懂这些图，必须一遍遍跑现场，漫山遍野地寻找建筑遗址。”杨菁说，那个时候每次调研都得坐公交车然后步行，爬山是肯定的，山上岔道口又多，都得凭记忆和感觉找路。她记得有一次某个地方怎么也找不到，上山下山来回折腾了好多趟，“腿都快断了”。

通过对北京西山的研究，她觉得大型园林和周边的寺庙、行宫、八旗兵营、道路、稻田和水利设施等，从功能到景观上都是一个整体，以往可能只关注于景点围墙内的部分，实在太狭隘了。她每次给学生讲起北京城时一定要提到老舍先生在《想北平》中的一段话：“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许多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

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整理图档

张凤梧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从2004年开始整理圆明园样式雷图档。与其他园林或者陵寝不一样的是，圆明园几乎没有地上建筑实物可以佐证，所以整理难度更大。”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凤梧老师告诉记者，圆明园占地大约350公顷，有100多处景点，目前仅有不足10处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多数景点的地面遗存难以满足研究需要。圆明园相关“样式雷”图档粗略统计近3000件，张凤梧整理之后，能够明确判断出大致年代的有1500件左右。

“想理清图档，就要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先要知道这100多处景点都是什么、平面格局大致怎样，才有可能知道这张图反映的是哪一处景点、画的是哪一座建筑。我们进行第一轮整理的时候发现，近3000件图档中90%以上没有年代和题名，整理难度巨大。”张凤梧介绍说，在整理过程中，一个重要也是首要的工作就是识图。“样式雷”图档和今天的图纸有些差异，图面使用了一些特殊符号，并且使用了传统记账码，所以要先“扫盲”，弄清这些符号和标记代表什么。

“当然，辨识图档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挖掘建筑图档背后反映的设计思想。”张凤梧说，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就是要揭示圆明园蕴含的人类设计理念和思想以及造园艺术，实现传统设计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字里行间发现中国古人匠心

何蓓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虽然被称为样式雷，但样式房掌案的位置却不是世袭的，竞争十分激烈。雷氏家族的孩子从小接受专业教育，并在16岁就进入样式房实习，能者居上。像我们现在的学生一样，他们也勤工俭学，也熬夜画图。从留下的工程记录中可以看到有的样式雷画图常常画到夜里两三点钟。跟现在的设计师一样。在设计慈禧、慈安两位太后的陵墓时，雷思起虽然才四十岁出头，但由于常年在工地奔波，腿脚已不方便，醇亲王和恭亲王都劝他不必那么辛苦地亲自测量。可雷思起依然兢兢业业，长期熬夜赶工，甚至经常通宵，在工地的大臣们都看在眼里，上奏褒奖。”谈起“样式雷”，何蓓洁跟王其亨老师一样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专注、敬业、脚踏实地，是优秀建筑师必须具备的品质，自古如此，传承至今。”

通过研究“样式雷”图档，何蓓洁还读到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师的职业尊严与自信。“在同治重修圆明园时，皇帝与皇太后有许多奇思妙想，面对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雷思起居然对皇帝说‘做不到’。”能对皇帝说不，源自建筑师精湛的技艺。“样式雷”的业务能力得到了钦工处大臣的高度信任。

“用自己的专业赢得尊重，用自己的专业赢得认同。这跟现代建筑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比我们现在做得更多。”何蓓洁说。

最难过的是掌握信息不全面

朱蕾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我们在做这种基础研究的时候，尽量全面占有第一手资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若是信息不全，就会对最终结论造成很大影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朱蕾博士告诉记者，她印象很深的是2003年王其亨老师带着她和另外一名学生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案，看他们收藏的“样式雷”图档。三人各只带了一顿早饭，在沿途的地铁上吃了，在档案馆里抄了一整天档案，直到下午四点半人家下班才出来，这时候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但是觉得抄了一天档案收获满满，特别开心。

唯一遗憾的，也是做研究的时候特别郁闷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只能抄文字，图很少，也不让拍照。“看到一张张真迹很兴奋，但不让拍，我们就画下来、抄录下来。其实，我们做研究，即使坐冷板凳、没钱，再苦再累都没事，就怕掌握的资料不全面，如果信息库缺一块，做出的判断就难以准确。而且感觉资料伸手可触，就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信息库无法补充完整，下不了确切的结论，很难受。”朱蕾说，当时有些资料的一些细节没有抄录完全，只有当时记录的笔记，这一下就过去15年了，那些资料她再也没有看到过。（津云新闻编辑曲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