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

天津大学新校区总体鸟瞰大图

天津日报报道 120年前，中日爆发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在举国寻求“自强”、“求治”之策的时候，津沽大地酝酿着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长期从事洋务运动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发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呐喊，上书呼吁创办西学获准。1895年10月2日，北洋大学堂在天津横空出世，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

从北洋大学堂到国立北洋大学，从国立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这所跨越3个世纪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将于明年迎来自己的120周年双甲子校庆。本报特别采访了天津大学现任校长李家俊，让这所完整见证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大学的掌校人畅谈中国大学的使命和责任。

“兴学强国”是中国大学

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

记者：李校长，您多次强调，中国的大学虽然是仿照欧美大学创办，但却有自己独特的基因，那就是始终把“兴学强国”作为一种特质，代代传承。作为天津大学的校长，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李家俊：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建立之初就明确了“西学体用”的办学方针，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范本，制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大学章程，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近代管理模式、学科和课程体系、学制体系。

但与西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大学发端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外敌入侵之时。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办大学，首要目标并不是单纯地开展学术研究，而是把兴学作为手段，把强国作为目标。

北洋大学时期，学校先后经历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全面侵华，校园几度被毁，数易校址。但北洋大学师生始终将学校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学科建设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将西方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认知观念与中国严谨治学的优良风气相连，将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与培养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高级人才相结合，以“兴学强国”为己任，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培养了一大批各界英才，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爱国教育家赵天麟，在北洋法科求学期间为“兴学强国”发奋苦读。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北洋执教，后担任校长。他总结回顾北洋大学办学经验，将“实事求是”四个字正式确立为校训，对于北洋大学持续保持良好的校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担任耀华中学校长，在天津沦陷后仍然坚持带领师生在校园内悬挂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最后被日本宪兵队特务暗害。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在北洋时期就投身革命，并在领导广州起义时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实现了自己“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誓言。他是牺牲在革命一线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北洋毕业生大多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世界锑王”王宠佑、铁路交通名宿刘景山、古生物学奠基人孙云铸、大地构造学奠基人黄汲清、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孙越崎、核燃料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张沛霖、合金钢与铁合金生产的奠基人之一周志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自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正是北洋大学实现“兴学强国”梦想的具体体现。

所以说，“兴学强国”来源于反侵略、反压迫、追求自强的民族诉求，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在大学文化中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大学捍卫真理、坚守正义的基本理念，成为中国大学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

是大学的根本任务

记者：在教育部核准的大学章程中，天津大学提出“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理念。什么是“家国情怀”？为什么将它排在人才培养理念的第一位？

李家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这一点已形成了共识。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社会上和教育界还有许多争论。有的人提出要培养“全人”，就是不要给学生压力，不要总强调责任，要让他自由地成长为幸福的人。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觉得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是没有“根”的。一个人不可能和这个国家、社会没有关系。你不可能在社会一塌糊涂、国家一塌糊涂的时候，你个人会有很好的发展。“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都在上山下乡，没有机会上学，只能自己找时间偷着学习。那时国家看不到前途，我们也看不到前途。拨乱反正以后，恢复了高考，我才有机会走进大学，才有机会成为大学的校长。所以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社会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在制定天津大学章程的时候，反复讨论，天津大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最后，我们提出了“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的人才培养理念，把“家国情怀”作为卓越人才的最基本的素质。

“家国情怀”与“兴学强国”是密不可分的。兴学就是要培养人才，培养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才，依靠这样的人才，强国才有希望。从历史上看，家国情怀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的、高尚的情操，具体而言就是知识分子要对社会负责任，要对国家负责任，要对家庭负责任，当然也要对自己负责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排除阻力毅然回国参与国家建设。1950年8月，从美国旧金山驶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上有100多位返回中国的留美学者，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回国后在天津大学化工系任教的余国琮就在其中。他婉拒了导师的挽留，以回香港探亲的名义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回到祖国，在天津大学铸就了人生事业的辉煌，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就是那份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我认为对人才来讲，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份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