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吉安来说，外祖父吉鸿昌是她的精神偶像。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倡导“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吉鸿昌舍生取义的精神来源，就是中华文化的根魂。

1934年11月24日，临刑前，吉鸿昌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浩然千古、气贯长虹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84年时间过去，这一幕永远定格在国人的心中。

吉鸿昌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天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5月，他受党的派遣去张家口和冯玉祥、方振武等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担任前敌总指挥，两个月间收复了多伦、张北等地，又回到天津，在花园路4号“红楼”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这个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包括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等各方代表。“红楼”中有一个秘密仓库，吉鸿昌和夫人胡红霞多次变卖财物购买的枪支弹药集中于此，运往抗日前线。三楼一角设立了秘密印刷所，印刷党内文件和抗日宣传品，并出版抗日刊物《民族战旗》。

1934年11月，吉鸿昌在给妻子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一死，我死您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此时胡红霞也不过27岁，她带着年幼的子女隐姓埋名，时常迁移住处，生活十分艰难。直到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军管会”派人找到他们的住所，胡红霞才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外祖父吉鸿昌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事迹影响了郑吉安一生，她告诉记者，1976年她在天津上中学时，母亲吉瑞芝告诉她外祖父生前曾说：“我是一个旧军人，一直未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这是我终身的憾事。我希望在后辈中能有人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在家人的激励下，郑吉安参军入伍，并考入军事院校，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在郑吉安看来，尽享先烈遗泽的我们，恒久铭记，传承砥砺，是对他们最真诚的敬意和谢意。 (津云新闻编辑郑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