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记者陈鹏 自现代体育传入天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天津体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作为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郑重起点，那些从天津启程的奥林匹克先驱们，为了奥运梦想作出了伟大贡献。
从100多年前“奥运三问”的提出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从奥运寻梦到圆梦这一过程，正是中华民族从最危亡时刻到崛起于世界东方的伟大复兴过程，天津对我国奥林匹克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展现了津沽大地体育的辉煌。
中国北方的奥林匹亚
19世纪中叶，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下，天津得以在中国引领西方体育的风气之先。在九国租界里，赛马、网球、篮球这些发源于西方的体育项目从天津引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在这其中，篮球从天津的引入最具代表性，1895年12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北洋医学堂（现和平区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举行了成立大会。在当日的庆祝活动中，总干事来会理组织了“筐球”（篮球）表演，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篮球运动，也是中国近代篮球运动史上的第一次篮球表演。1896年1月11日下午4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中国的第一场篮球比赛，把天津这座城市与中国篮球的开端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青年会引进篮球运动之后，天津的西式学堂里也响起了近代体育的先声，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引进的西洋兵操，也在天津年轻学子心中种下了西方体育的种子。难怪当时的报章用这样的定语来形容天津——中国北方的奥林匹亚。此后，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更成为天津体育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传播奥运 倡导奥运
1896年在雅典举行了恢复希腊传统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此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时刻。奥林匹克是全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充满生命力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立即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共鸣，在天津这片热土，张伯苓、饶伯森等人的集体智慧，催生了伟大的“奥运三问”，与其他爱国呼声一起汇入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洪流当中，成为中国奥运百年寻梦的开端。
“奥运三问”从天津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天津深厚的西方体育底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基督教青年会引进体育项目、宣传近代体育思想、创建新型体育场所、举办运动会、培养体育人才，功不可没，在普及西方体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所谓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选手到中国参加比赛？
这就是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也是中国人的奥运情结。从此以后，它不仅推动着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了解、认识和初步尝试，而且激发了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基督教青年会和小站练兵、学校体育等一起孕育了天津近代体育的萌芽，天津这座城市在发展中厚积薄发，终于在20世纪初涌现了多位彪炳史册的体育大家，他们像天津奥林匹克长卷上最闪亮的星辰，使天津的体育史册熠熠生辉。
张伯苓（1876-1951）
积极倡导奥运
张伯苓生于天津，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他在南开学校中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理论，认为：“不懂得体育的，就不应该当校长”。1924年，张伯苓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当时张伯苓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王正廷（1882-1961）
奥运之路从天津启程
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当时北洋大学的体育活动非常活跃，王正廷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校内体育运动的骨干。1898年王正廷被抽调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协助工作。1899年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发起并组织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王正廷作为青年会成员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锻炼了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从而萌生了终生服务体育事业的最初志向。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l936和l948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率团先后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
董守义（1895-1978）
中国篮球之父
中国体育活动家和教育家。学生时代就爱好体育，各项运动成绩优异，尤其酷爱篮球运动。1919年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蔡乐尔之召来津，在青年会当练习生。1923年，他被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推荐去美国春田学院深造，专攻篮球。在校期间，曾任篮球队队长，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两年学成后回国，应张伯苓校长之邀，兼任南开学校篮球队指导。在南开学校任教期间，培养、打造出了闻名的南开篮球五虎，使天津的篮球享誉海内外。1930年董守义编著了《篮球术》，后经修改为《最新篮球术》，这是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1947年，董守义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是从天津这块体育沃土上走出的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李爱锐（1902-1945）
火的战车
1902年出生于天津，父母均为苏格兰人。他有着超人的体育天赋，1924巴黎第八届奥运会以47秒6的成绩获男子400米金牌。1925年，他放弃了在欧洲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天津，在新学书院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师生涯，在津教书期间，李爱锐培养出刘福英、吴必显、丁煦春、赵洪林等运动员,并将奥运精神和理念一同带给他的学生，传播着奥运火种。1929年，英租界当局重修民园体育场，李爱锐参与设计与施工，其修筑水平在亚洲堪称一流。之后在此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李爱锐击败了当时500码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托·费尔萨，获得400米跑的金牌，这是他运动生涯中得到的最后一枚金牌。
践行奥运 走进奥运
在奥运先驱们的努力下，中国人开始组织自己的体育组织，自主举办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亚运会的前身。1924年8月24日是一个值得中国体育人纪念的日子，张伯苓、王正廷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推举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名誉主席兼董事，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全国性体育组织。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中国奥委会”，从此，中国加入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奠定了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在社会发展中的组织基础。
经过前期的大量铺垫，1932年中国的奥运梦想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派伪满洲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阴谋，刘长春这位有血性的中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踏上了前往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参赛的征程。天津人和天津的媒体为1932年首次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出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天津这座城市也将载入中国奥运的史册之中。
当时，天津南开学校校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张伯苓先生力主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中国参赛，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事特办，会长王正廷先生允许刘长春赴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围绕着刘长春参赛事宜，多次联络，刘长春终于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并得到了张学良等人的社会资助，但于希渭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中国何时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此时距离“奥运三问”的提出已有25年。
如果说1932年是刘长春单刀赴会，充满了旧中国的辛酸与无奈，那么1936年出现在柏林奥运会上的则是一支完整的队伍，尽管成绩仍然是不尽人意，但他们在奥运赛场上留下了中国人的身影，这其中有7位运动员来自于天津。其中，作为表演项目参赛的国术表演队在柏林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成为中国柏林奥运之旅一个难得的亮点。
柏林奥运会上的天津元素
男子跳高：吴必显；男子篮球：王鸿宾、李绍棠、刘宝成、沈聿恭、徐兆熊；国术表演：傅淑云（女）。
天津人成奥运旗手 五星红旗飘扬赛场
旧中国参加的几届奥运会，都鲜有令国人自豪的亮点，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才真正开启了中国奥运的新纪元。中国在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道路上遇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障碍，在开幕式前一天，中国国际奥委会才收到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的参赛邀请信。去？还是不去？周总理当机立断作出指示：“要去！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
由于中国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时，奥运会已接近尾声，但五星红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高高飘扬，向全世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这是新中国在奥运会上的首次亮相。
天津男子篮球队员张长禄被选为为中国代表团旗手，有幸成为奥运旗手，闭幕式上他手持五星红旗绕场一周。
发奋图强 亦有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百废待兴。为尽快改变中国体育的落后面貌，1951年，中央体训班（国家训练局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步入正轨，并逐渐摸索出“集中管理”的体育训练机制。
中华体育总会决定将篮球、足球、排球、田径、游泳、体操、羽毛球、乒乓球、武术等九个项目的国家队移师天津，并向中央政府申请。1953年11月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100号、桂林路26号、幸福里17号三处房子成为中央体训班的家，全国顶尖选手集聚一起，发奋努力，刻苦训练，开启了奥运冠军的梦想。
天津是我国北方水乡，50年代在穆成宽的带领下天津游泳队中涌现出了“穆家军”。穆家军中的杰出代表、我国著名游泳健将穆祥雄，曾在1958至1959年9个月内三次打破百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被誉为中国“蛙王”。
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影响，未能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穆祥雄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不过他的运动成绩已经达到奥运会最好水平，曾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此外，像两破举重世界纪录的赵庆奎，中国运动健将证书No.1鲍乃健，叱咤世界体坛的女体操运动员郭可愚，中国体操满分第一人杨健民，以及“攻不破的万里长城”张俊秀，这些都是从天津培养出的体育人才。
恢复席位 重返奥运大家庭
1949年，新中国将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履行中国奥委会的职权。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会员身份，1952年我国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国际奥委会少数人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放弃参加这届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有关9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联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也声明拒绝与美国人布伦戴奇合作。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被迫中断。直到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协议》，承认设在北京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奥委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中国奥委会合法权利的恢复与中国的日益强大不无关系，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
“奥运三问”这个由天津人集体智慧提出的百年梦想，像是一个穿越时空的路标，指引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终于在2008年8月8日这一每个中国人都记忆犹新的日子得到了完美的解答，奥运会在北京的举行是中国奥运的里程碑，也是天津奥运史的伟大一刻，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也凝结着天津人的智慧和天津这座城市的贡献。此时距离“奥运三问”的提出已整整100年。由此可见，天津与奥运的缘分源远流长，永远不会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