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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回望天津1949

字号: 2019-10-01 12:46 http://www.72177.com 来源:天津日报

核心提示:70年前,一场29小时的激战,天津重回人民怀抱;30万人民子弟兵走上战场,为解放天津出生入死。硝烟散尽,百业待举。面对天津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支由7000多人组成的接管队伍从胜芳走来,他们作风廉洁、深入群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迅速赢得人民拥护。回拨时针,重温历史。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南下干部在湖南

1949年解放军攻克天津

1949年解放军进入天津城区

70年前,一场29小时的激战,天津重回人民怀抱;30万人民子弟兵走上战场,为解放天津出生入死。硝烟散尽,百业待举。面对天津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支由7000多人组成的接管队伍从胜芳走来,他们作风廉洁、深入群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迅速赢得人民拥护。回拨时针,重温历史。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致敬为天津解放和建设立下历史功勋的革命先驱。

天津解放后,大部分单位的接收工作在三至五天内基本完成

黄克诚非常重视进城后的纪律问题

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发起平津战役,在解放张家口,包围北平(今北京)、天津后,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依仗其坚固的设防,拒不接受和平解放天津。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和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共34万人,于1949年1月14日开始强攻天津,至15日全歼守城国民党军13万余人,解放了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

在此之前,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请黄克诚以尽快速度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黄并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这次天津任职,是由毛泽东点将的。在毛泽东心里,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军管会工作,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黄克诚沉稳、老练,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是最适当的人选。

黄克诚非常重视、也十分担心进城后的纪律问题。军管会的干部大部分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比较陌生。他在入城前特别强调了纪律:“进城后,军管期内实行集中制,一切没收、逮捕、杀人或外交事项,权力都要集中在市委,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准机动处理,独断专行。不准擅作主张、擅自行动。必须做到言行谨慎,不准乱说乱做,要按报纸和文件做宣传。艰苦朴素,不准腐化贪污,要保持在农村的优良作风,短期内,任何人不准换衣服,抓物资。紧张工作,不准游荡玩耍,要牢记李自成进城后因蜕化而失败的历史教训。深入群众,不准官僚习气,要深入到工人、劳动市民中去。”通过一系列学习,接管干部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掌握了政策。各部门据天津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制订出具体的接管计划。

1949年1月16日一大早,天津发布《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布告》,宣告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所有军管干部到达接管岗位后,开始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分财经、文教、市政三大系统,进行接收工作。

大部分单位的接收工作在三至五天内基本完成。至1949年2月中旬全部完成,共接收1263个单位,包括官僚资本的银行、工厂,还有仓库、机关、医院、大专院校、中学、小学等。接收物资中数量较大的有布匹150万匹,粮食3000万斤,汽油、机油约4万桶,各种军衣约30万套等。1949年2月25日,黄克诚给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从进入天津前的准备工作、天津情况与各阶层的动态、接收工作的经过、迅速完成完整接收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教训等方面作了汇报。他向中央报告经验,也如实反映了问题。

黄克诚的女儿黄楠谈起父亲:“父亲是特别节俭的人,我们家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比较宽敞外,其他都很简单。当我尝试着把关于父亲的雪泥鸿爪的印象和思绪连缀起来时,才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是在一次次地追寻整整一代革命者前仆后继献身的脚印。”

1945年,北安桥下的知识书店,成为通往解放区的联络站

这是一家不该被遗忘的红色书店

“我从一开始办书店,就想带有红色革命色彩。”94岁高龄的杨大辛老人,回忆起当年黎明之前的青春之歌,仍十分激动。1945年冬天,原天津市辽北路60号,北安桥下坡处,新开业了一家知识书店。书店规模很小,包括经理一共四个人,以革命内容为主的红色书刊摆到了明显位置。不久后,书店成为天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书店经理杨大辛结识了大批进步青年,他宣传进步声音,掩护同志去解放区,保护电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任务。

1945年创办知识书店

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20岁时,我受抗战胜利后爱国主义思潮感染,接受了民主运动的洗礼,也结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思想上有了革命意识,在行动上也想为共产党做点工作。于是我就想在天津开个书店,经销进步书籍。我找了几名初中同学,大家合资开了一个小书店,取名“知识书店”,经销北平(今北京)“中外出版社”出的书。

1946年1月,知识书店开始销售美国记者写的《中国解放区印象》《红色中国的挑战》,郭沫若写的《苏联纪行》,黄炎培写的《延安归来》,还有一本《毛泽东印象》。后来又开始销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籍。这些进步书籍非常畅销,很多学生来买书。

知识书店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引起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经常来书店转悠。合伙的几个同学害怕了,纷纷撤资,书店被迫停业。我还想把书店开下去,怎么办呢?我想起一个中共地下党人叫李克简,1945年3月从解放区到天津,我当时与他结识。我找到他,希望得到支持。同时我也找到一位叫王希贤的朋友,他是邮局的高级职员,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1946年5月,他们出资买下书店,我当经理。从此,知识书店正式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文化事业,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天津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买下书店的钱不是个人的,而是党的经费。

通往解放区的联络站

钞票号码是联络密码

知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7、1948年多次掩护同志去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天津去往解放区的途径是坐火车沿津浦线南下,经过沧州下车到泊镇,那里有个国民党的卡子口,通过这个卡子口,就可以进入冀中解放区了。

由于当时从上海到天津的铁路经常停运,很多人都是坐轮船到天津,从海河上的大连码头下船,之后进书店,说明自己是从上海来的,我先观察店内正在看书的顾客,如一切正常,就会不动声色地把来人让到二楼。

此前,我肯定会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明某月某日,某书店的人要到天津找你。在那个年代,写上这些就足够,如果话太多,极有可能暴露,收到来信后也要立即销毁。我安排来人化装成普通员工或老百姓的样子,然后去找自己的联系人。

有一天,党中央社会部派来的吴佩申找到我,他告诉我,有人要从香港去解放区,在天津中转,需要我帮助。我接到的是一家人,夫妇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书店二楼住了一宿,第二天吴佩申把他们送走了。

我曾介绍两位同学去解放区。去解放区需要和组织联系,我想起北平有一位同志叫陈文鼎,负责送北平大学生去解放区,便去找他。陈文鼎手里有很多新钞票,给了我两张。怎么用呢?我把两张钞票交给同学,让他们拿着钞票到泊镇的一个货栈,嘱咐他们一定要背下钞票号码,即便钞票被卡口子的守卫没收,只要记得号码,也能联系上。当年的泊镇是“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界地,虽然基本上在我方控制下,但往来人员很复杂。表面上那是货栈,其实是接待进步青年到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站。我的两个同学拿着钞票去了货栈,接待的人看到钞票上的号码,知道是自己人,很快把他们送到了解放区。

协助解放区运送药品和电台

我的名字上了军统黑名单

1947年春季,一个叫汪骏的人乘坐一辆载货汽车来到知识书店。我在北平见过他一面,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经常往解放区运送药品。他告诉我车上装着运给解放区的药品,由于感觉情况异常,路卡森严,没敢硬闯,到知识书店周转一下,药品先存在书店,他赶回北平,到救济总署找人办一张通行证,再把药品拉走。我们把十几箱药品搬到书店二楼,汪骏悄悄告诉我,药品箱子中暗藏有电台等通讯器材。我立即感到责任重大。

藏一些药品倒没什么,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一旦被特务搜查到就麻烦了,不但书店暴露,而且会影响解放区使用通讯设备。我绞尽脑汁想办法,把十几个箱子安排在二楼一个储藏间,与杂物混在一起,看起来像普通家具,再弄上些尘土,以免露出破绽。每天我都小心观察书店周围是否有特务出现,幸好那几天没出意外。

一星期后,汪骏带着通行证将药品和电台器材运走。后来,汪骏又以药品名义运来一批电讯器材,这回我有了准备,把电讯器材转移到一个仓库中,安全存放多日后被运走。

在“国统区”卖进步书籍很危险,很快遭到特务监视。眼看书店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如果继续按照我最初的设想去经营,恐怕知识书店早就被查封了。李克简同志来到书店,告诫我对敌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要采取策略,如果这样一个地下党的外围阵地被破坏了,对于党的地下工作和广大进步读者来说都是损失。

从那以后,我在书店中摆放了一些“国统区”的出版物,只有老读者才能购买到一些进步书刊。同时,我还经常参与书店同业公会的活动,尽量避免游离在同行之外。

书店还是被特务盯上了。1947年7月15日,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接到报告,说知识书店经常有共产党出入,书店经理杨大辛是共产党,特申请逮捕。但不知为什么,这份报告没被批准,我躲过了一场劫难,对于天津的进步青年来说,保住了渴求进步知识的阵地。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直到多年以后,天津有关部门在整理旧档案时,才发现了1947年的那份报告。1950年11月,知识书店与读者书店合并。1952年,知识书店的图书发行部门并入新华书店,出版部则另行组建了“天津通俗出版社”。

1949年,10万南下干部开始了具有全新意义的“长征”

天津南下干部在湖南

李景春1928年出生在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南付屯村,1947年入党,带领民兵参加解放战争,抬担架送伤员,受到支前司令部的嘉奖。1949年3月,他作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历时250多天,行程3000多公里,来到湖南,任零陵县第五区区长。后来他一直在湖南工作,直至1985年5月离休,现居长沙。作为亲历者,李景春讲述了这段历史。

解放区干部待命南下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所有县区干部一律到县委报到。县委书记杨金广传达区党委指示,然后学习1948年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进行思想武装,动员报名南下。

根据上级指示,按建制配齐党、政、群、武和相当的医务、警卫、通讯、勤杂人员,一分为二,一半留原地,一半南下。抽调的南下干部必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基础,家庭负担不重,思想进步,不怕死,能坚持长途行军,有打游击经验,年龄在40岁以下,如夫妻都是干部的,一同去,但不能带小孩,怀孕的女同志不去。并规定了组织纪律,一经确定南下,限期交接工作,按时报到,无故拖延时间或中途逃跑的,一律开除党籍和政籍。南下采取自愿报名、上级审查批准的方法,大家虽说全报了名,但有的是自愿,有的是形势所迫。大家都知道南下意味着刚刚结束游击战争生活,又要奔赴战火纷飞的新战场;意味着从此离开父母、妻儿和父老乡亲;意味着将要离开曾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即将南下同志的一种考验。

党中央在1948年9月专门讨论了干部配备,1949年2月指令华东、中原野战军准备二月渡江,全解放区抽调南下干部5.3万人(实际超过10万人)随军南下。南方各省、地、县、区班子已配好,湖南党、政、军于1949年3月在天津成立,黄克诚任省委书记,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于1949年3月带领12654名南下干部,其中男性10810人、女性1844人,集中到唐山农村集训。

到唐山开平集中学习

1949年3月5日,由县委书记带队到十四地委所在地平谷县集中,3月10日向冀东区党委所在地唐山开平进发。经过两天行军到达开平,这时我才知道,冀东区党委所辖27个县市,共抽调3400多名南下干部,组成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冀东党委首脑机关称总队,地委是大队,县是中队,区是班,由各队负责人组成委员会,发放服装、被褥、日用品。

我们吃的是中灶。当时是供给制,地师级是小灶,县团级是中灶,一般干部是大灶,对南下干部特殊优待,每天吃细粮,有时还有鱼肉,天天像过年。开始特别能吃,早上吃三四个大馒头,两碗粥,中晚餐还能吃两大碗饭,每周吃一次半斤面、半斤肉、半斤菜的饺子,一个月后饭量明显降低。我们的装备是清一色的短枪,有德国的驳壳枪,有撸子,牌子不一样。队伍中最珍贵的两件宝,一件是枪,一件是金星钢笔。

集训期间每天学习十个小时,通过学习使大家知道,到新区后务必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空闲之余大家议论最多的还是南方,听说南方天气热,北方烙饼用锅,南方把饼贴在门框上就熟了。南方的蚊子跟北方蜜蜂一样大,一抓一大把,咬下一口肉飞到树上去吃。在南方千万不能随地拉屎,因为有一种叫竹笋的东西,你在地上拉屎,它一闻到臭味,一下子就长出一尺高,把屁股扎破了。有人说不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就是南方,那是好地方!

乘闷罐火车一路向南

1949年4月21日晚,人民解放军突破防线,用木帆船做主要渡江工具,千帆齐发。23日晚解放南京,继续分路向南挺进。5月25日,冀东南下工作团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全体集合到开平火车站,踏上新的征途,向南方挺进!

我们坐的火车是装货的闷罐车,中间有个铁门,两个通风窗孔,车厢里铺上高粱秆子编的席子,白天席地而坐,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一节车厢里放几袋干馒头、一些咸菜、几桶冷水。一列火车上有一节客车厢供女同志乘坐,其实还不如闷罐车厢,因为我们晚上还可以躺着,她们一天到晚只能坐着。大家情绪饱满,没有叫苦的,因为这与上前线拼杀相比,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

5月29日到达河南省新郑县,上级命令下车步行到农村驻扎。这时终于明确了我们的任务是接收湖南,冀东接收永州地区八个县,我们蓟县的接收零陵县。在新郑县住了两个月,调整了一些干部,每个区按十二个人配齐。

7月22日从新郑坐火车出发,25日到武汉以北的滠口车站,那里桥已被炸毁,加上连日暴雨,路面积水两尺多深,我们背起背包,卷起裤脚,脱掉鞋袜,在洪水中艰难跋涉4个多小时,深夜进入武汉市区,又累又饿又困,有的干部坐在大街上就睡着了。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经过数月艰苦谈判,程潜接受了和平解放湖南的主张,于8月4日率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兵团7万多人起义。8月5日晚上10点多,解放军部队在小吴门举行盛大入城式,长沙10万市民夹道欢迎,宣告长沙和平解放。

8月12日,我们从武汉坐船由长江进入洞庭湖。在船上住了一夜,第二天进入湘江到长沙,上岸一看,江边上全是破烂不堪的席棚,沿江边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驻地──高工学校(现汽车电器厂),东面是飞机场(现东风广场)。

南下干部在南方扎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我们在长沙中山公园(现青少年宫)参加庆祝大会,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会场上一片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10月21日零陵解放,次日我们由长沙坐船到衡阳,然后步行三天到达零陵。我们冀东蓟县的南下干部全部到达目的地,没有一个开小差的。从家乡出发,历时250多天,行程3000多公里,克服了艰难险阻,经历了种种考验,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大家都要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

南方巩固以后,上级考虑到南下大军和干部大部分与家人两地分居或是单身汉,“不安家安不下心,不生儿女扎不下根”,号召有家属的接家属,没家属的在当地找对象,于是我们的家人也相继南下。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在南方扎根,南方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张淮三

遭受严刑拷打英勇不屈

河北区吕纬路93号,天津扶轮中学坐落地。记者跟随姚瑞珂老师走进校史馆,墙上醒目地悬挂着张淮三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李青的照片,姚老师介绍说:“当时日本在华北出版的《防务月刊》登载,北京的清华、天津扶轮,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因为党支部最大、地下党人数最多。”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中共天津地下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张淮三领导成立了天津市第一届和第二届学委,组织开展了“反甄审”运动和一系列争民主、反内战的示威游行,领导参与建立了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天津妇女工作委员会等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张淮三被捕入狱,遭受多次严刑拷打。他的长子张奎元说:“敌人把我父亲绑起来,拿藤条没头没脑地往身上抽,用拳头使劲砸,用烟头往脖子上烫。”张淮三被折磨得内脏严重受损,经常大口吐血,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党的组织。

时光荏苒,初心不忘。1985年,张淮三在给子女们的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我恳切希望你们都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49年党龄老党员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终身的责任。”

于致远 金爽

革命伉俪的无悔人生

在河西区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于铁丘老人。“我母亲被捕时正好十月怀胎,我在敌人的监狱里出生,母亲为我起名‘铁囚’,后来改为铁丘。”

金爽1923年生于天津,1944年入党。在解放区胜芳学习时,她与于致远结识,二人在1946年7月结婚,党组织安排他们回天津,以家庭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月的一天,国民党特务闯入于致远家,于致远当时去城工部汇报工作,怀有身孕的金爽被捕入狱,遭受严刑逼供,怀孕七个多月时早产,生下于铁丘。1949年1月,于致远回天津参加接管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儿子。面对百废待兴的城市,于致远日夜工作,未能更多地陪伴家人。于铁丘说,父亲总是记不住自己多大了,“他有好几次问我,现在你几年级了?他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真的没有时间。”但是父亲总会对他讲一句话,“你就记住一点,咱们这个党,永远是好人战胜坏人,对的战胜错的。”

何国模

决战前保护北洋大学

1946年7月1日,何国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经党组织同意,他报考北洋大学,来到天津,接受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洪涛的单线领导。解放天津的战役即将打响,何国模与地下党员高光国一起成立护校队。北洋大学撤出西沽校区,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借了教室和库房,将近2000名师生及家属安置下来。此时天津进入战争状态,这些人的吃饭成了问题。何国模回忆:“我打听到,国民党教育部给天津北洋大学汇了一批南迁费,于是动员了30名学生,围住出纳组主任王培杰和副训导长张务滋,提出要买粮食,终于拿到了这笔钱。”

钱有了,可粮食到哪去买?何国模找到学校机工厂厂长张凤岗副教授,张凤岗带着何国模到批发粮食的地方,订了20万斤小站稻,随后又去买了5000斤咸菜、5000斤鲜菜。直到天津解放,这些大米和咸菜才吃了一半。

沙小泉

组织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

1946年夏天,19岁的地下党员沙小泉从北京大学转入南开大学,实际上,她是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天津地下党“北系”的负责人。记者在河西区一个普通居民楼里见到沙小泉。老人由于身体原因,讲话断断续续,但头脑非常清醒。她拿出一份资料供记者参考,并表示:“对不熟悉的情况不做评判,只谈跟自己有关的事实。”沙小泉在烟台长大,1944年高中毕业到北京,1945年8月1日加入地下党。到天津后,她牢记北平学委书记佘涤清的嘱托:“共产党员就是一颗种子,人民群众就是土壤,走到哪里就要和哪里的土壤结合在一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她和七位党员建立了南大党支部,又建立了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女师学院、市立一中党支部。她领导的天津“北系”地下党组织发起成立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参与发起抗议美军暴行、反内战、反南迁等运动。不到两年时间,发展党员130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240人。国民党对天津地下党和进步活动的镇压日益加剧,斗争形势紧迫,沙小泉在天津市内隐蔽起来继续工作,获取与送出了城防情报,并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津云新闻编辑付勇钧)

Tags:天津 书店 干部 工作 我们 解放区 1949年 知识 组织 进步

责任编辑:w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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