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家住天津河西区的沈玲英老人总是小心翼翼地拿着几个老物件细细端详：一份1950年11月25日的《进步日报》、三个抗美援朝期间的纪念章、一些影像已经模糊的老照片，还有一个留言本。这些都是沈玲英在抗美援朝期间留下的珍贵纪念。

翻开已经泛黄的报纸，“欢送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队员介绍”的标题映入眼帘。59张黑白照片上，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在沈玲英眼中定格。

▲沈玲英

岁月洗尽铅华。虽然照片上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侨居海外，但70年前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天津广播记者日前采访了沈玲英老人，以及和她同为天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成员的吴咸中院士，回望那段难忘的岁月。

保家卫国，应征出发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出兵入侵朝鲜，直逼中朝边境。10月8日，我国党中共和政府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不久后，天津医疗界提出“国家的安危就是我们个人的安危”，并开始组织志愿医疗队。不到3天时间，报名参加医疗队的就达到600人，其中许多是知名专家，如脑神经外科专家万福恩、骨科专家陈林堂、胸外科专家张天惠、普外专家雷爱徳等。

当时25岁的吴咸中是天津市立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应征，“我们跟朝鲜的关系很密切，大家那时候讲，叫做‘唇寒齿凉’，所以援助朝鲜，是为了保家卫国。”

▲吴咸中院士

那一年，沈玲英只有19岁，是天津市立第三医院的一名护士助理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支部委员。她也幸运地被批准成为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成员。

11月24日，津城各界在中国大戏院为即将出征的天津医疗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会上，作为医疗队大队长的万福恩激动地说：“这次任务重大，但是我个人必须担负起这个任务，相信在各界协助之下，一定能完成任务。”吴咸中的父亲也代表家属上台发言，大戏院里不时传出热烈的掌声。次日，《进步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欢送会盛况，刊登了第一队每位队员的照片，以及部分队员的文章。

▲1950年11月25日《进步日报》第五版

在吴咸中的印象中，当时每个人都激情燃烧，充满了纯真的爱国热情，其中有一老一少令他至今难忘：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的母亲年逾八旬，得知天津要组建赴朝医疗队时，积极鼓励儿子报名；总医院的一位护理员，家里担心他的安全，将其锁在家中，他跳窗出来，赶上就要出发的队伍。

出发前，医疗队发给每个队员一件美式皮猴、一套棉衣裤、一双高筒军用大皮靴，但被褥需要自己准备。“当时我在医院宿舍使用的被褥又旧又薄，需要另做加厚的被褥，但家里穷，拿不出买棉花买布的钱，我就到我们医院的化验室卖了300毫升的血，用这笔钱做了两床棉被、一条棉褥子。”沈玲英祖籍浙江，1930年8月出生于天津。家中兄妹6个，她排行最小。贫寒的生活，造就了她坚毅的性格。

1950年11月26日，吴咸中、沈玲英等一行70多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站台上，队员们和家人依依不舍地拥抱、告别。“到现在我还记得火车开动时，二哥热泪盈眶和我挥手告别的画面。”沈玲英说。

驻扎后方医院，苦中作乐

医疗队成员出发时，并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吴咸中在列车上暗自思付：既然是抗美援朝医疗队，毫无疑问是要跨过鸭绿江到朝鲜的。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升起一种不惧生死的悲壮和自豪之情。

然而，当火车过了沈阳，吴咸中才发现，此行的目的地并不是朝鲜，而是到了当时黑龙江省的洮南县（后划归吉林省），距离朝鲜还有段距离。吴咸中虽然有些失望，但也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避开美军飞机的轰炸，使伤病员能够得到安稳的治疗。同时，他也注意观察到，虽然这里不是前线，但也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修建了各类工事，防空等设施处处可见。另外，几乎家家门前都架起了大锅，为志愿军做炒面。

后方医院下设多个医疗所，天津医疗队被分配在“第一所”。由于当地条件所限，所谓的后方“医院”，实际上是由一所中学临时改造而成的。“病房和手术室原先都是教室，轻伤员的‘病床’是课桌拼在一起的，上面加盖苇席和褥子；重伤员才有病床，但也十分简陋，几乎都是多人共住的‘大病房’。”12月的东北异常寒冷，病房的玻璃上结满了冰霜，就像磨砂玻璃，窗外还挂着一条条的冰凌。

▲吴咸中（第二排左二）与部分医疗队队员在洮南驻地合影

医疗队的宿舍是多人同睡的大通铺，每个人也就二尺宽的地方，沈玲英睡在炕的中间。“当时我们也不分男女，都穿着大棉袄睡在一起，男同志经常打呼噜，开始我还有些不适应，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没有餐桌，大家就围在锅台旁吃饭，伙食也非常简单。

在沈玲英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大家都是以苦为乐。因为厕所简陋，前后冒风，有人开玩笑地说：“大便后，粪便立即结冰，必须用棍子敲才能下来，不用手纸了”。简单而朴素的集体生活，密切了大家的关系。

救治伤员，感受志愿军的伟大

沈玲英所在的病房住着七八个手术后的康复病人。有的可以下地走走，有的则只能躺在床上。沈玲英需要每天给伤员清理伤口、换药、翻身、打扫病房卫生。虽然她此前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初次接触伤员，还是让她感到非常震惊：“棉军衣解开一看，里面全是小虫子在爬，跟芝麻粒儿一边大，后来我才知道是虱子。还有一个病人骨瘦如柴，臀部这么大口子，肉都翻着，全是脓血，得拿盐水、纱布、棉球，把他的脓血都擦干净了，病人特别痛苦。”

▲沈玲英在后方医院服务期间留影

在总医院外科时，吴咸中已经是住院医师，而他在“第一所”的工作很像总住院医师，这给了他更多的锻炼机会，“我要和其他同事乘火车到前一站，到运伤员的专列上去接收伤员，与专列上的医护人员一起对伤员们的伤情进行梳理，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再对伤员进行标注，如伤势的轻重、需要何种治疗及送哪个医疗所等；然后，将梳理后的伤员转到另一列火车运回洮南；到洮南后，再负责将伤员们分配到不同的医疗所或组。在医疗所，医生排班、患者排手术也是我的工作。”

吴咸中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提供“二期治疗”：大部分伤员在朝鲜的战地医院已经做过“急症手术”或处理，到后方医院再进行规范的治疗。其中，外科治疗仍然是主要的，如取子弹、弹片，纠正或改善战地医院的初级治疗；骨科的工作也不少，如复位、内固定等。“总体来说，重伤员不多，有生命危险的就更见不到了。”

▲抗美援朝医疗队队服的袖标

吴咸中发现，这些伤员大多只有十八九岁，主要是肢体受伤，“弹片还插在肉里，多半都比较深，非常疼，而且影响肢体活动。不过，这些伤已经算轻的了，能够从前线转到后方来，基本上都会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些重伤的在前线就得处理。每隔一段时间，军方就会有人来督导治疗，并根据伤员情况决定他们的去向，完全康复的归队，需要进一步康复的转到疗养所，落下残疾的转业或复员。”

在救治、护理伤员的过程中，吴咸中和沈玲英也与志愿军战士，以及医疗队的成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个月后，第一大队成员告别洮南，启程回津。临别之际，大家纷纷互换照片和留言，作为纪念。

▲第一医疗大队队长万福恩给沈玲英的留言

▲志愿军战士给沈玲英的留言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我国志愿军后勤共救治伤员38万多人次，病员45万多人次。其中，天津志愿医疗队出征最早，先后有4000多人报名，共派出了五批医疗大队。

天津志愿医疗队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他称天津医疗队有三好：医疗技术好、医患关系好、内外团结好，称得上全国模范医疗队。

跨过鸭绿江，在战火纷飞中慰问志愿军

1951年3月，沈玲英从东北回到天津。这时，我国组织了一个500多人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准备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沈玲英的一位同事被选为随团医务工作者，准备4月份出发。

然而，就在出发前的一天，沈玲英的这位同事突然发高烧，无法在第二天出行，医院领导决定临时换人，让沈玲英代替同事参加慰问团的工作。由于时间紧迫，沈玲英来不及告诉家人，就随大队人马出发了。“我的家人十多天后才知道了这个消息，那时我人已在朝鲜了。全家人为我担惊受怕，尤其是我的父亲，由于担心，十多天睡不着觉。”

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共有500多人，除直属团外，下设五个分团。沈玲英最初在第五分团，成员包括当时的天津市妇联主席、学联主席、公安总队队长、全国劳动模范，以及文艺工作者。沈玲英则是随团的医务人员。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纪念章

慰问团首先乘专列火车到达沈阳，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并将原来的5个分团改为7个分团，沈玲英从第5分团调到第7分团。随后，慰问团从沈阳出发，乘坐专列抵达中朝边境。为了躲开美军敌机在白天的高密度轰炸，慰问团成员趁着夜色上了卡车，准备摸黑过鸭绿江大桥，却被告知大桥已被炸断。

让沈玲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让大家过桥，志愿军战士们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架起了一座“人桥”，这一幕令沈玲英终生难忘：“美军的敌机成天轰炸鸭绿江桥，志愿军就天天在那修。我们过江的时候，志愿军都在水里泡着，一个个用肩膀扛着板子，然后汽车在上面慢慢地开。”

当慰问团的卡车进入朝鲜新义州时，天色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当地山路崎岖，但因为怕遭到空袭，汽车不能开大灯，因此路上险象环生。不过，沈玲英他们似乎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天空经常会出现一串串的照明弹和飞机，卡车上的人一见照明弹就说：‘挂灯了！挂灯了’。我们坐在卡车的最后面，汽车一颠，把我们颠得老高，下来时我们就哈哈大笑。”

七分团慰问的对象是志愿军汽车兵，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团队成员便夜里坐卡车爬山，白天在防空洞中开慰问大会。“慰问的时候，一般先是团长或代表讲话慰问，然后发慰问信和慰问品，像钢笔、手表啊。接下来是杂技团演出。结束后再到下一个地方。”

▲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七分团在朝鲜合影（二排右二为沈玲英，抱着杂技团成员的孩子）

在慰问团前进途中，有两件事让沈玲英记忆犹新。一次，杂技团的一个女孩儿在练功时，不小心从钢丝上掉下来，幸好没有危及生命；还有一次，沈玲英到另一个山洞去送药，走在半道，美军的飞机呼啸着盘旋过来，沈玲英急中生智，赶紧就地蹲下，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敌机没有发现目标，很快就飞走了。

当时，被美军蹂躏的朝鲜土地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慰问团一路行军，很少看到完整的房子。“偶尔有几座房子，里面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得知我们是来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都很热情。那时候，经常会有朝鲜妇女头上顶着物资送往前线，让人很感动。”

虽然慰问团没有走到作战前线，但沈玲英也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胶着，“每天夜里，都能看到远处的山上大火连成一片，像是一条火龙，直到我们离开时，山火还在燃烧。”

第一届慰问团赴朝慰问结束后，沈玲英随团回到北京。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天津市曲艺团相声演员常宝堃、琴师程树棠在一次慰问演出时遭到美机轰炸牺牲，五分团成员廖亨禄在树林中进行慰问活动时，也遭到美军飞机机枪扫射，受重伤牺牲。战友们的离去，让沈玲英悲痛万分。

带着珍贵回忆砥砺前行

回到天津后，沈玲英被调到天津市卫生局团总支，任专职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使我树立了明确的人生观，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有幸两次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亲身经历并亲眼看到志愿军忘我的牺牲精神，我那时就下定决心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入党。”

1952年7月1日，沈玲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一直在天津医疗卫生系统默默耕耘，直至1988年退休。如今，当年还是小姑娘的沈玲英已进入耄耋之年。去年，她将抗美援朝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想起来那些年轻的志愿军战士。那时候，他们虽然身上带着伤，但一有空就玩‘摸岗哨、抓舌头’的游戏，模拟在前线擒敌的现场，年轻的脸上充满骄傲。他们这种坚强乐观、无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吴咸中说。

1996年，吴咸中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95岁高龄的他还担任着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南开医院名誉院长等职，继续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余热。回顾抗美援朝这段难忘的岁月，他说：“在国家受到威胁时，抗美援朝，这是正义的战争，所以我能够参加志愿医疗队，感到很光荣。”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