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将食品送到留观人员房间门口。

医务人员按照不同旅客的需求，配备生活物资。（杨健提供）

在隔离点里，医务人员在收集留观人员丢弃的垃圾。

1月24日零时起，天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从那一刻开始，整座城市都在以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思维、战时方法，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级响应后的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悄然而至——

当天夜间，马印航空公司OD688次航班将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航班上有31位湖北省籍的旅客。在飞机降落天津后，3名旅客出现了发热症状，其中一位来自武汉市。

武汉！发热！这两个词叠加在一起就意味着：这位乘客从病例集中的地区而来，外表症状已经与新冠肺炎症状高度相似。假如这位旅客是确诊病例，那么飞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密切接触者。从马来西亚沙巴到中国天津大约飞行5小时15分钟，在这样密闭的环境里，人们被感染的几率会有多高？在当时，每一位参与处置这一事件的人，都捏着一把冷汗。

隔离！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及天津市启动一级响应的措施，旅客和机组人员必须要集中隔离。在哪儿隔离？隔离前该如何准备？如何把这些旅客和机组人员接到隔离点？隔离之后的工作如何开展？机组成员和部分旅客是外籍人士，涉外问题如何处理？问题繁多，时间紧迫，但每一步都不容有失。

1月25日下午

空气瞬间紧张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坐落于东丽区，按照疫情属地管理的原则，东丽区与机场方面联防联控，实行最严格的措施。

1月25日下午，东丽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接到情况通报。在区卫健委副主任张世玺看来，那一刻，空气里都弥漫着紧张的味道。“在一级响应启动之时，东丽区已征用酒店作为隔离观察点。”他介绍说，“但OD688次航班的到来又提出了新的课题，飞机上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加一起90余人，也就意味着隔离点的客房数量至少要达到100间，才能满足‘整建制’隔离的需要。”

位于东丽区成林道上的一家酒店的客房数量能满足，与主干道有一定的间隔，而且交通方便，周边居民较少、相隔较远；更为有利的是，从这里前往东丽医院、武警特色医学中心和总医院空港医院三家发热门诊都很方便。

“当我们向这家酒店提出征用要求时，酒店里还有其他房客。店方劝退了房客后，老板把酒店全部移交给了我们。到了第二天，酒店经理特意赶来，把库房钥匙交到我的手上，并诚恳地说：‘库房里的物资储备充足，您敞开用’。”张世玺讲述时充满了感激。

接下来，早已枕戈待旦的东丽区疾控中心团队，第一时间全面入驻酒店。“酒店一层设置为半污染区，这里也是医护人员的办公区。从二楼开始是污染区，要确保每位留观人员独立居住，只有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和父母一同居住。我们所有后勤保障人员不能进楼，暂时在大院里办公。”东丽区疾控中心主任刘冠松手握酒店的布局图，现场布置，“马上把房卡制作好，当留观人员到来后，他们每5个人一批次走这条路线上楼，消杀人员走在最前面消毒。进入房间后，接下来14天一定要紧闭房门。”作为疾控部门的负责人，刘冠松尽可能把每一处细节都想到。

终末消杀，这是新冠疫情期间老百姓刚认识的一个词，但在疾控中心专家来看，这是他们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项。“在旅客到达之前，务必把整座楼做一次终末消杀，多长时间能完成？”刘冠松要求工作人员18时前必须做完，这是硬指标，得给开窗通风留出时间。隔离观察点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着，而对人的要求也在同步展开。他要求：留观人员到来后，所有进入污染区的医护人员在接下来的14天里一位也不能出来，而非医务人员坚决不允许踏进污染区一步，这就是命令。

1月25日深夜

时间以秒计算

深夜23时43分，OD688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在距离航站楼较远处停靠。

“打开舱门的那一刻，里面是什么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心里真没底。”刘冠松说起当时的场面，依旧心有余悸。飞行了5个多小时，有没有体温异常的乘客？机上旅客能否做到全程戴口罩？这期间人员是否有过走动？是否摘下口罩进餐饮水了？每一条都可能攸关全航班人员的健康。身着防护服的疾控人员先登机，对每一个人做体温初筛。这时，120急救车就在飞机旁守候，机上一旦出现发热患者，就要立即被送到发热门诊做进一步检查。

“经过初筛，机上有79名旅客及13位机组人员，这92人里有3名旅客体温异常。”刘冠松说，“其中有一位武汉市民出现了发热症状，他会不会已经被感染了？病毒会不会已经在旅客中间扩散开来？是否已经‘爆雷’了，只是我们暂时还不掌握？”

“我当时已经想到了最差的结果。”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刘冠松摇摇头，他不忍说出口。

送走了发热患者，其他旅客每5人一组依次下机。凌晨的停机坪上，流行病调查人员对每一位旅客做基本的流调登记，这时我们才弄清楚为什么湖北省籍的游客会搭上飞来天津的航班。原来，这批湖北游客是1月19日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度假的，人在旅途，突然听说武汉因为疫情严重“封城”了。原定从马来西亚飞回武汉的航班取消了，这批旅客只能寻找任何一个回国的航班。虽然这班飞机飞往天津、虽然津汉之间相隔1100公里、虽然人到天津离家还远，但能够回国，他们的心就已经到家了。

“这一夜，我脑子里就像装了一块秒表，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组所有的同事都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展开着工作。这边做调查的同时，旅客行李已经安排好；那边通知我，隔离点已经具备入住条件。”张世玺被同事们称为“场控”。

忙了一夜，早上6时许，这批旅客被大客车接到隔离观察点，事先他们已经知道了未来14天的注意事项。下车后，一切都按照既定的流程进行。旅途上熬了十几个小时的人们，终于有了歇脚之处。此时是1月26日8时，隔离期正式启动。

1月26日

发热患者确诊

一夜的忙碌，旅客的身份已经变成了留观人员，他们各自回到房间休息，而工作人员却一直忙碌着。东丽区中医医院接下了这一隔离点的医护保障任务，副院长杨健率领他的12名队员进驻。

当天18时，我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男性患者，71岁，长期居住在武汉。经市专家组确诊为我市第14例病例，为重症病例，转至海河医院治疗，他正是航班上那位被高度关注的发热旅客。

张世玺是第一时间拿到疫情通报的，稍稍平稳下来的心瞬间又提了上去，他凝望着这座隔离大楼忧心忡忡。刘冠松虽然事先料到了这一情况会发生，但确诊消息发布后，他的心还是不禁揪了一下。“按照我们流调结果显示，除了确诊老人外，他的老伴儿、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及三个孙子女，一家9人在这架航班上。如果说其他旅客仅仅是飞行途中与老人有过接触，那这些亲人全程都陪在老人身边，他们太危险了。”刘冠松说。

东丽区疾控中心随即通报了疫情防控预案，接到通报的杨健对医护人员着重部署，一旦武汉老人的家属出现发热症状，在处置过程中，既要确保其他留观人员不被感染，也要确保医护人员不在工作中被感染。都说福祸相伴，在老人确诊的同时，有一条好消息传来，机上另外两位发热患者已经被排除，他们被送回隔离点继续观察。

马印航空公司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成员7人，另外还有6名备勤人员计划飞回马来西亚，他们全部是马来西亚籍。航空公司最初希望将旅客送抵天津后，备勤机组人员随同飞机原班返回。张世玺说：“外事无小事，我们立即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在已经有确诊病例的情况下，这些外籍机组成员能否离开中国？”

“如果有相关法律做支撑，我们可以放行。但依照中国的法律及天津市启动一级响应的措施，他们就得在津隔离。”张世玺坦言，“放行对于我们来说是‘减负’，可是一旦他们被传染，造成了国际影响，那后果可就无法估量了。”

1月27日

确诊者家属发烧

“老人的两个儿子同时发烧了，体温38.3℃，急救车马上到。”全副武装的杨健站在隔离大楼里，隔着玻璃给张世玺打着电话。“不要走前门，酒店有个后门，一会儿救护车直接开进院，从后门直接上车。”张世玺布置着病人的运送路线。一旁疾控中心的消杀人员已经准备好，待病人出发后，他们使用过的房间及行经的路线要进行终末消杀。

记者站在第一现场看着这番“硬核”操作，那种急迫感令人窒息。记者看到：120急救车到了，两位发热患者可以自行上车；他们虽然有口罩遮住了脸，但无神的眼睛里透出一股虚弱感。真正开始隔离才第二天，已经出现两例发热患者，接下来的未知令人揪心。

在当天上午，一些留观者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浮躁情绪，特别是想到还要在这里住上两周，并且不能出门，人们心中的烦躁情绪开始涌动。张世玺对记者讲：“隔离观察期间，最需要重视的就是留观人员的情绪波动，3天、7天、10天都是关键点。稳住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安心隔离观察，这一点我们有预案。”可是从当天下午开始，当留观人员看到救护车将两位发热患者送出隔离点后，整座大楼一下子凝固了。虽然住着百余人，但丝毫感受不到一点儿声音，那种安静令人感到不安。

1月29日早上6时，新的疫情通报传来。老人41岁的小儿子，被专家组确诊为我市第25例病例，为普通型病例。老人的大儿子虽然出现发热，但核酸检测为阴性，暂时无法确诊。

紧张、压抑、不安、焦虑……一时间多种情绪掺杂在这座隔离点里。而在大楼外，张世玺也很着急——春节加上疫情，商铺都关门了，100多人的饮食问题如何解决？调查中还了解到，旅客及机组成员在饮食方面有特殊诉求，只能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资源，给留观人员备好餐食。“领导，我们可以点外卖吗？”“杨院长，我现在有点紧张。”“这几天我们这里没有再出现新病例吧？”“我们从热带的马来西亚来，穿的衣服都很薄，能否为我们添加一些衣物？”

张世玺说：“问题源源不断而来，只要是正当需求，我们都尽力满足。”看到留观人员的大名单中，有旅客恰逢生日，杨健提议给这位旅客举行一场别样的“生日会”，隔着屏幕送祝福也暖人心。天天盯着手机屏幕，大量疫情信息让人不好消化，一本本纸质图书送到了房间门口。每日躺在床上慵懒不堪，医护人员现场拍摄短视频推送到微信群，人们看着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打八段锦，也跟着一起运动。“我理解这14天闭关的日子确实难熬，但难熬咱也得一起熬啊。”杨健在微信群里安抚着大家。

2月2日

新病例出现

老人大儿子的病情始终悬而未决，已经出现了发烧症状，而且是两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但核酸检测结果一直是阴性。就在大家为此忧心之时，2月2日清晨，老人9岁的孙子也出现了咳嗽、发热的症状，120急救车随即将他送往东丽医院发热门诊。2月3日，这叔侄俩被确诊为本市第54例和第59例确诊病例。老人一家9口人，4位男丁已被确诊。

杨健告诉记者，老人一家一直没有加入微信群，但不能让他们成为隔离点里的孤岛。他专门给这一家人组建了一个群，家人们的消息也不对外公开。家人们说：“好在目前病毒还在我们家人中间传播，没有传播给其他旅客，但我们心里还是觉得不安。”杨健回复说：“不必自责，疫情来袭，谁也不愿意看到传播。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疫情，而不是我们的亲人。”

“已经确诊的家人，现在海河医院有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治疗。而我们身在隔离点的家人，也有医护人员在照料。大家不必担心，身体出现不舒服，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千万别灰心，你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你们倒下了，老人怎么办？你们都年轻，康复得快，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医生有信心，好吗？”

“有困难就找我，都说风雨同舟，我们都在这条船上，风雨来了我们得一起扛啊。拿天津就当家，拿天津人就当亲人，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句句话语温暖着人心，也让这一家人坚定信心勇敢地往前走。2月19日，9岁的小家伙出院了，住院期间不仅得到了医疗和生活护理，医护人员们还给予他良好的心理护理，好消息这不就来了吗？

记者也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截至OD688次航班乘客和机组人员结束隔离，该航班上总共有4位病例被确诊，而他们是一家人，其他乘客均没有被感染，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之前，最让人揪心的事没有发生，这究竟因为什么？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吗？

综合东丽区卫健委副主任张世玺、东丽区疾控中心主任刘冠松、东丽区中医医院副院长杨健三人的观点，他们第一句话都提到了“幸运”。好在飞行全程旅客们都佩戴了口罩；好在及时处置把密切接触者隔离了起来，避免了病毒进一步传播。“我们试想：如果不是这样大规模的隔离，不是一步步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对已发病的患者疏于管理，那后果肯定不是这般‘幸运’。”刘冠松感慨道。

2月9日

解除隔离了

2月9日，对于OD688航班的大多数旅客和全体机组成员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圆满地度过了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期，身体健康地走出了那座大楼。

“这些留观人员在隔离，家里人真是万分焦急。2月9日早上8时正式解除隔离，从凌晨就有家属开着车过来接了。”张世玺说，“有家属说，能否现在就把家人接走？我笑笑，当然不行，1分钟也不能少，这是容不得商量的。”

8时刚过，他们手捧鲜花，拿着粉红色的《解除定点医学观察通知书》，拍下了合影。14天的隔离，大家戴着口罩，医护人员更是闷在厚厚的隔离服里，大家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彼此只能通过声音分辨出对方。当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后，大家凭借声音，认识了对方，一个拥抱，一次握手，一声感谢，一脸笑容。

在欢送仪式上，张世玺向所有的留观人员诚恳鞠躬表示感谢；也对13位马来西亚籍机组成员、3位玻利维亚籍旅客表示感谢，感谢这些外籍友人对中国疫情防控的支持。马来西亚籍的乘务员对张世玺说：“起初我们不太了解疫情的严重性，难免会有一些紧张和担心。但时间久了，我们发现中国的医护人员太贴心了，不仅送来了生活用品，连棉衣都为我们准备好了。这个春节在天津过得太暖心了。”

简单的欢送仪式结束了，天津的旅客被家人接走，其他省市的乘客转乘其他交通工具离开，马印航空OD688次航班的机组人员们也踏上了回国之路。但飞机上那些武汉旅客提出了新的问题：虽然我们解除了隔离，但目前武汉疫情还很紧张，我们能留在天津吗？

“那有啥不能的？能！我们东丽区负责兜底保障！”张世玺对他们说。东丽区一家酒店特别对这些武汉乘客开放，以暖心的价格提供住宿。“各位就踏实地住在天津，你们在天津有‘亲戚’了，有困难就找我们。”张世玺送别他们时说。

这些天，人们都在讨论，“网络欠天津人一个热搜”。在一级响应启动的第二天，天津就打响了这样一场战役。事后，记者问张世玺：这场战役结束后，您的感受是什么？他用了一个成语——胆战心惊。“我最担心的就是在隔离观察点内出现聚集性传播。”张世玺说。在我们看来，之所以要隔离观察，就是时刻准备着应对新发疫情。为什么担心传播？一旁的刘冠松说：“隔离点是要让已经被感染的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避免他们再传染给别人；同时也要让未被感染的人，不会在隔离点居住期间被感染。”

这场战役打得漂亮，关键就是控制了疫情的传播，让更多旅客紧张而来、平安而归。（津云新闻编辑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