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南下干部在湖南
1949年解放军攻克天津
1949年解放军进入天津城区
70年前，一场29小时的激战，天津重回人民怀抱；30万人民子弟兵走上战场，为解放天津出生入死。硝烟散尽，百业待举。面对天津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支由7000多人组成的接管队伍从胜芳走来，他们作风廉洁、深入群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迅速赢得人民拥护。回拨时针，重温历史。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致敬为天津解放和建设立下历史功勋的革命先驱。
天津解放后，大部分单位的接收工作在三至五天内基本完成
黄克诚非常重视进城后的纪律问题
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发起平津战役，在解放张家口，包围北平（今北京）、天津后，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依仗其坚固的设防，拒不接受和平解放天津。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和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共34万人，于1949年1月14日开始强攻天津，至15日全歼守城国民党军13万余人，解放了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
在此之前，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请黄克诚以尽快速度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黄并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这次天津任职，是由毛泽东点将的。在毛泽东心里，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军管会工作，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黄克诚沉稳、老练，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是最适当的人选。
黄克诚非常重视、也十分担心进城后的纪律问题。军管会的干部大部分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比较陌生。他在入城前特别强调了纪律：“进城后，军管期内实行集中制，一切没收、逮捕、杀人或外交事项，权力都要集中在市委，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准机动处理，独断专行。不准擅作主张、擅自行动。必须做到言行谨慎，不准乱说乱做，要按报纸和文件做宣传。艰苦朴素，不准腐化贪污，要保持在农村的优良作风，短期内，任何人不准换衣服，抓物资。紧张工作，不准游荡玩耍，要牢记李自成进城后因蜕化而失败的历史教训。深入群众，不准官僚习气，要深入到工人、劳动市民中去。”通过一系列学习，接管干部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掌握了政策。各部门据天津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制订出具体的接管计划。
1949年1月16日一大早，天津发布《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布告》，宣告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所有军管干部到达接管岗位后，开始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分财经、文教、市政三大系统，进行接收工作。
大部分单位的接收工作在三至五天内基本完成。至1949年2月中旬全部完成，共接收1263个单位，包括官僚资本的银行、工厂，还有仓库、机关、医院、大专院校、中学、小学等。接收物资中数量较大的有布匹150万匹，粮食3000万斤，汽油、机油约4万桶，各种军衣约30万套等。1949年2月25日，黄克诚给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从进入天津前的准备工作、天津情况与各阶层的动态、接收工作的经过、迅速完成完整接收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教训等方面作了汇报。他向中央报告经验，也如实反映了问题。
黄克诚的女儿黄楠谈起父亲：“父亲是特别节俭的人，我们家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比较宽敞外，其他都很简单。当我尝试着把关于父亲的雪泥鸿爪的印象和思绪连缀起来时，才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是在一次次地追寻整整一代革命者前仆后继献身的脚印。”
1945年，北安桥下的知识书店，成为通往解放区的联络站
这是一家不该被遗忘的红色书店
“我从一开始办书店，就想带有红色革命色彩。”94岁高龄的杨大辛老人，回忆起当年黎明之前的青春之歌，仍十分激动。1945年冬天，原天津市辽北路60号，北安桥下坡处，新开业了一家知识书店。书店规模很小，包括经理一共四个人，以革命内容为主的红色书刊摆到了明显位置。不久后，书店成为天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书店经理杨大辛结识了大批进步青年，他宣传进步声音，掩护同志去解放区，保护电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任务。
1945年创办知识书店
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20岁时，我受抗战胜利后爱国主义思潮感染，接受了民主运动的洗礼，也结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思想上有了革命意识，在行动上也想为共产党做点工作。于是我就想在天津开个书店，经销进步书籍。我找了几名初中同学，大家合资开了一个小书店，取名“知识书店”，经销北平（今北京）“中外出版社”出的书。
1946年1月，知识书店开始销售美国记者写的《中国解放区印象》《红色中国的挑战》，郭沫若写的《苏联纪行》，黄炎培写的《延安归来》，还有一本《毛泽东印象》。后来又开始销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籍。这些进步书籍非常畅销，很多学生来买书。
知识书店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引起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经常来书店转悠。合伙的几个同学害怕了，纷纷撤资，书店被迫停业。我还想把书店开下去，怎么办呢？我想起一个中共地下党人叫李克简，1945年3月从解放区到天津，我当时与他结识。我找到他，希望得到支持。同时我也找到一位叫王希贤的朋友，他是邮局的高级职员，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1946年5月，他们出资买下书店，我当经理。从此，知识书店正式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文化事业，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天津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买下书店的钱不是个人的，而是党的经费。
通往解放区的联络站
钞票号码是联络密码
知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7、1948年多次掩护同志去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天津去往解放区的途径是坐火车沿津浦线南下，经过沧州下车到泊镇，那里有个国民党的卡子口，通过这个卡子口，就可以进入冀中解放区了。
由于当时从上海到天津的铁路经常停运，很多人都是坐轮船到天津，从海河上的大连码头下船，之后进书店，说明自己是从上海来的，我先观察店内正在看书的顾客，如一切正常，就会不动声色地把来人让到二楼。
此前，我肯定会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明某月某日，某书店的人要到天津找你。在那个年代，写上这些就足够，如果话太多，极有可能暴露，收到来信后也要立即销毁。我安排来人化装成普通员工或老百姓的样子，然后去找自己的联系人。
有一天，党中央社会部派来的吴佩申找到我，他告诉我，有人要从香港去解放区，在天津中转，需要我帮助。我接到的是一家人，夫妇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书店二楼住了一宿，第二天吴佩申把他们送走了。
我曾介绍两位同学去解放区。去解放区需要和组织联系，我想起北平有一位同志叫陈文鼎，负责送北平大学生去解放区，便去找他。陈文鼎手里有很多新钞票，给了我两张。怎么用呢？我把两张钞票交给同学，让他们拿着钞票到泊镇的一个货栈，嘱咐他们一定要背下钞票号码，即便钞票被卡口子的守卫没收，只要记得号码，也能联系上。当年的泊镇是“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界地，虽然基本上在我方控制下，但往来人员很复杂。表面上那是货栈，其实是接待进步青年到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站。我的两个同学拿着钞票去了货栈，接待的人看到钞票上的号码，知道是自己人，很快把他们送到了解放区。
协助解放区运送药品和电台
我的名字上了军统黑名单
1947年春季，一个叫汪骏的人乘坐一辆载货汽车来到知识书店。我在北平见过他一面，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经常往解放区运送药品。他告诉我车上装着运给解放区的药品，由于感觉情况异常，路卡森严，没敢硬闯，到知识书店周转一下，药品先存在书店，他赶回北平，到救济总署找人办一张通行证，再把药品拉走。我们把十几箱药品搬到书店二楼，汪骏悄悄告诉我，药品箱子中暗藏有电台等通讯器材。我立即感到责任重大。
藏一些药品倒没什么，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一旦被特务搜查到就麻烦了，不但书店暴露，而且会影响解放区使用通讯设备。我绞尽脑汁想办法，把十几个箱子安排在二楼一个储藏间，与杂物混在一起，看起来像普通家具，再弄上些尘土，以免露出破绽。每天我都小心观察书店周围是否有特务出现，幸好那几天没出意外。
一星期后，汪骏带着通行证将药品和电台器材运走。后来，汪骏又以药品名义运来一批电讯器材，这回我有了准备，把电讯器材转移到一个仓库中，安全存放多日后被运走。
在“国统区”卖进步书籍很危险，很快遭到特务监视。眼看书店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如果继续按照我最初的设想去经营，恐怕知识书店早就被查封了。李克简同志来到书店，告诫我对敌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要采取策略，如果这样一个地下党的外围阵地被破坏了，对于党的地下工作和广大进步读者来说都是损失。
从那以后，我在书店中摆放了一些“国统区”的出版物，只有老读者才能购买到一些进步书刊。同时，我还经常参与书店同业公会的活动，尽量避免游离在同行之外。
书店还是被特务盯上了。1947年7月15日，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接到报告，说知识书店经常有共产党出入，书店经理杨大辛是共产党，特申请逮捕。但不知为什么，这份报告没被批准，我躲过了一场劫难，对于天津的进步青年来说，保住了渴求进步知识的阵地。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直到多年以后，天津有关部门在整理旧档案时，才发现了1947年的那份报告。1950年11月，知识书店与读者书店合并。1952年，知识书店的图书发行部门并入新华书店，出版部则另行组建了“天津通俗出版社”。
1949年，10万南下干部开始了具有全新意义的“长征”
天津南下干部在湖南
李景春1928年出生在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南付屯村，1947年入党，带领民兵参加解放战争，抬担架送伤员，受到支前司令部的嘉奖。1949年3月，他作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历时250多天，行程3000多公里，来到湖南，任零陵县第五区区长。后来他一直在湖南工作，直至1985年5月离休，现居长沙。作为亲历者，李景春讲述了这段历史。
解放区干部待命南下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所有县区干部一律到县委报到。县委书记杨金广传达区党委指示，然后学习1948年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进行思想武装，动员报名南下。
根据上级指示，按建制配齐党、政、群、武和相当的医务、警卫、通讯、勤杂人员，一分为二，一半留原地，一半南下。抽调的南下干部必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基础，家庭负担不重，思想进步，不怕死，能坚持长途行军，有打游击经验，年龄在40岁以下，如夫妻都是干部的，一同去，但不能带小孩，怀孕的女同志不去。并规定了组织纪律，一经确定南下，限期交接工作，按时报到，无故拖延时间或中途逃跑的，一律开除党籍和政籍。南下采取自愿报名、上级审查批准的方法，大家虽说全报了名，但有的是自愿，有的是形势所迫。大家都知道南下意味着刚刚结束游击战争生活，又要奔赴战火纷飞的新战场；意味着从此离开父母、妻儿和父老乡亲；意味着将要离开曾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即将南下同志的一种考验。
党中央在1948年9月专门讨论了干部配备，1949年2月指令华东、中原野战军准备二月渡江，全解放区抽调南下干部5.3万人（实际超过10万人）随军南下。南方各省、地、县、区班子已配好，湖南党、政、军于1949年3月在天津成立，黄克诚任省委书记，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于1949年3月带领12654名南下干部，其中男性10810人、女性1844人，集中到唐山农村集训。
到唐山开平集中学习
1949年3月5日，由县委书记带队到十四地委所在地平谷县集中，3月10日向冀东区党委所在地唐山开平进发。经过两天行军到达开平，这时我才知道，冀东区党委所辖27个县市，共抽调3400多名南下干部，组成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冀东党委首脑机关称总队，地委是大队，县是中队，区是班，由各队负责人组成委员会，发放服装、被褥、日用品。
我们吃的是中灶。当时是供给制，地师级是小灶，县团级是中灶，一般干部是大灶，对南下干部特殊优待，每天吃细粮，有时还有鱼肉，天天像过年。开始特别能吃，早上吃三四个大馒头，两碗粥，中晚餐还能吃两大碗饭，每周吃一次半斤面、半斤肉、半斤菜的饺子，一个月后饭量明显降低。我们的装备是清一色的短枪，有德国的驳壳枪，有撸子，牌子不一样。队伍中最珍贵的两件宝，一件是枪，一件是金星钢笔。
集训期间每天学习十个小时，通过学习使大家知道，到新区后务必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空闲之余大家议论最多的还是南方，听说南方天气热，北方烙饼用锅，南方把饼贴在门框上就熟了。南方的蚊子跟北方蜜蜂一样大，一抓一大把，咬下一口肉飞到树上去吃。在南方千万不能随地拉屎，因为有一种叫竹笋的东西，你在地上拉屎，它一闻到臭味，一下子就长出一尺高，把屁股扎破了。有人说不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就是南方，那是好地方！
乘闷罐火车一路向南
1949年4月21日晚，人民解放军突破防线，用木帆船做主要渡江工具，千帆齐发。23日晚解放南京，继续分路向南挺进。5月25日，冀东南下工作团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全体集合到开平火车站，踏上新的征途，向南方挺进！
我们坐的火车是装货的闷罐车，中间有个铁门，两个通风窗孔，车厢里铺上高粱秆子编的席子，白天席地而坐，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一节车厢里放几袋干馒头、一些咸菜、几桶冷水。一列火车上有一节客车厢供女同志乘坐，其实还不如闷罐车厢，因为我们晚上还可以躺着，她们一天到晚只能坐着。大家情绪饱满，没有叫苦的，因为这与上前线拼杀相比，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
5月29日到达河南省新郑县，上级命令下车步行到农村驻扎。这时终于明确了我们的任务是接收湖南，冀东接收永州地区八个县，我们蓟县的接收零陵县。在新郑县住了两个月，调整了一些干部，每个区按十二个人配齐。
7月22日从新郑坐火车出发，25日到武汉以北的滠口车站，那里桥已被炸毁，加上连日暴雨，路面积水两尺多深，我们背起背包，卷起裤脚，脱掉鞋袜，在洪水中艰难跋涉4个多小时，深夜进入武汉市区，又累又饿又困，有的干部坐在大街上就睡着了。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经过数月艰苦谈判，程潜接受了和平解放湖南的主张，于8月4日率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兵团7万多人起义。8月5日晚上10点多，解放军部队在小吴门举行盛大入城式，长沙10万市民夹道欢迎，宣告长沙和平解放。
8月12日，我们从武汉坐船由长江进入洞庭湖。在船上住了一夜，第二天进入湘江到长沙，上岸一看，江边上全是破烂不堪的席棚，沿江边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驻地──高工学校（现汽车电器厂），东面是飞机场（现东风广场）。
南下干部在南方扎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我们在长沙中山公园（现青少年宫）参加庆祝大会，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会场上一片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10月21日零陵解放，次日我们由长沙坐船到衡阳，然后步行三天到达零陵。我们冀东蓟县的南下干部全部到达目的地，没有一个开小差的。从家乡出发，历时250多天，行程3000多公里，克服了艰难险阻，经历了种种考验，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大家都要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
南方巩固以后，上级考虑到南下大军和干部大部分与家人两地分居或是单身汉，“不安家安不下心，不生儿女扎不下根”，号召有家属的接家属，没家属的在当地找对象，于是我们的家人也相继南下。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在南方扎根，南方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张淮三
遭受严刑拷打英勇不屈
河北区吕纬路93号，天津扶轮中学坐落地。记者跟随姚瑞珂老师走进校史馆，墙上醒目地悬挂着张淮三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李青的照片，姚老师介绍说：“当时日本在华北出版的《防务月刊》登载，北京的清华、天津扶轮，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因为党支部最大、地下党人数最多。”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中共天津地下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张淮三领导成立了天津市第一届和第二届学委，组织开展了“反甄审”运动和一系列争民主、反内战的示威游行，领导参与建立了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天津妇女工作委员会等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张淮三被捕入狱，遭受多次严刑拷打。他的长子张奎元说：“敌人把我父亲绑起来，拿藤条没头没脑地往身上抽，用拳头使劲砸，用烟头往脖子上烫。”张淮三被折磨得内脏严重受损，经常大口吐血，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党的组织。
时光荏苒，初心不忘。1985年，张淮三在给子女们的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我恳切希望你们都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49年党龄老党员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终身的责任。”
于致远 金爽
革命伉俪的无悔人生
在河西区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于铁丘老人。“我母亲被捕时正好十月怀胎，我在敌人的监狱里出生，母亲为我起名‘铁囚’，后来改为铁丘。”
金爽1923年生于天津，1944年入党。在解放区胜芳学习时，她与于致远结识，二人在1946年7月结婚，党组织安排他们回天津，以家庭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月的一天，国民党特务闯入于致远家，于致远当时去城工部汇报工作，怀有身孕的金爽被捕入狱，遭受严刑逼供，怀孕七个多月时早产，生下于铁丘。1949年1月，于致远回天津参加接管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儿子。面对百废待兴的城市，于致远日夜工作，未能更多地陪伴家人。于铁丘说，父亲总是记不住自己多大了，“他有好几次问我，现在你几年级了？他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真的没有时间。”但是父亲总会对他讲一句话，“你就记住一点，咱们这个党，永远是好人战胜坏人，对的战胜错的。”
何国模
决战前保护北洋大学
1946年7月1日，何国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经党组织同意，他报考北洋大学，来到天津，接受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洪涛的单线领导。解放天津的战役即将打响，何国模与地下党员高光国一起成立护校队。北洋大学撤出西沽校区，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借了教室和库房，将近2000名师生及家属安置下来。此时天津进入战争状态，这些人的吃饭成了问题。何国模回忆：“我打听到，国民党教育部给天津北洋大学汇了一批南迁费，于是动员了30名学生，围住出纳组主任王培杰和副训导长张务滋，提出要买粮食，终于拿到了这笔钱。”
钱有了，可粮食到哪去买？何国模找到学校机工厂厂长张凤岗副教授，张凤岗带着何国模到批发粮食的地方，订了20万斤小站稻，随后又去买了5000斤咸菜、5000斤鲜菜。直到天津解放，这些大米和咸菜才吃了一半。
沙小泉
组织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
1946年夏天，19岁的地下党员沙小泉从北京大学转入南开大学，实际上，她是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天津地下党“北系”的负责人。记者在河西区一个普通居民楼里见到沙小泉。老人由于身体原因，讲话断断续续，但头脑非常清醒。她拿出一份资料供记者参考，并表示：“对不熟悉的情况不做评判，只谈跟自己有关的事实。”沙小泉在烟台长大，1944年高中毕业到北京，1945年8月1日加入地下党。到天津后，她牢记北平学委书记佘涤清的嘱托：“共产党员就是一颗种子，人民群众就是土壤，走到哪里就要和哪里的土壤结合在一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她和七位党员建立了南大党支部，又建立了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女师学院、市立一中党支部。她领导的天津“北系”地下党组织发起成立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参与发起抗议美军暴行、反内战、反南迁等运动。不到两年时间，发展党员130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240人。国民党对天津地下党和进步活动的镇压日益加剧，斗争形势紧迫，沙小泉在天津市内隐蔽起来继续工作，获取与送出了城防情报，并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津云新闻编辑付勇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