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桥区法院社区家事法庭开到了洪湖里社区底商。

左边是理发店，右边是拉面馆，中间一个底商门脸儿能干什么？当看到红色的大字“社区家事法庭”后，途经红桥区洪湖北路的行人好奇了，洪湖里社区的居民也纳闷了：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小心翼翼地探进脑袋，低声询问：“你们这儿都办什么业务啊？收费吗？真的是法庭吗？”

当得知这里不收费，是正规的红桥区人民法院下属的家事法庭，调解员和妇联工作人员已进驻并提供咨询和调解服务后，社区居民开始陆陆续续进门，把家务事和调解员说一说，很多居民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一些家庭的矛盾纠纷也在此得到了化解。

法律是神圣的、庄严的，执法机关所在的场所也常常给人以高大、森严的感觉。而红桥区法院迈出了这一步，将家事法庭设在社区，法官每周巡回进驻判案，家事调解员常驻为居民解答问题，调解家事纠纷，给老百姓以亲切和关怀感。如此近距离的贴心服务，让法律神圣的意象温暖起来，也让法律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效果。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可以如此温馨、如此暖心。

将纠纷消解于萌芽之中

百姓常有这样的观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撕破脸对簿公堂。这样做有利有弊：利是一些琐事、小事没必要告到法院，避免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弊是容易造成矛盾累积，最终积怨爆发，酿成重大案件，甚至形成社会风险。法院虽是执法机关，但也不能简单、机械地执法。来案就判，可判完之后不一定就能结，甚至会形成后续无休止的上诉和连环诉讼，最终又浪费了司法资源，形成更多的矛盾。这一现象引起了红桥区法院的注意。他们自2016年起率先在家事审判方面进行探索，引入诉前调解机制，让家事调解员参与调解，争取将家事纠纷案件消灭于萌芽之中，在真正帮百姓解决家庭矛盾的同时，也高效利用了司法资源。

此次洪湖里社区家事法庭，就有两位家事调解员进驻工作。

64岁的郭丽芬女士，从事过20多年的妇联工作，待人和蔼可亲，受聘为红桥区法院调解员和家事法庭陪审员。今年1月初，家事法庭接到一个案子，经她的调解，最终在诉前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破裂。当时，一位青年男子气冲冲地到法院起诉离婚，说是夫妻感情破裂，再也忍不了了。郭丽芬稳住他，仔细了解家庭情况，当时，该男青年的母亲还在医院住院，正处在癌症化疗期间。其妻子一直在医院照顾着老人。小两口有一个4岁的孩子，说明还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郭丽芬从医院叫来女方，她却一脸茫然，不知道丈夫为何要起诉离婚。得知这个消息后，她也哭哭啼啼起来。郭丽芬见状便再次找来男方，支开女方，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婚？男青年说，妻子的一些缺点他忍不了了。细说起来，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某次下班回来没给他做饭，某次带小孩出去玩忘记带水壶了……

郭丽芬听到这种情况，表情严肃起来：我以为你真遇到什么解不开的问题了，你说的这都是什么事呀，99％的人和家庭都会遇到这类事，这就至于离婚吗？反过来说，你身上就没有一点毛病吗？你是完美无缺的人吗？听到这话，男青年默不作声。

“看看你妈生病住院，都是谁在医院照顾？你妻子能在医院照顾，就比这世界上一多半的妻子强。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要是离婚了，谁来照顾你妈？你妈要是知道眼前照顾她的人将不再是她的儿媳妇，她会怎么想？”

在郭丽芬一连串的追问之下，男青年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情感得到了宣泄，男青年表示要撤诉，回家再想想。郭丽芬作为家事调解员的目标达到了，维护这个家庭的完整。

这个男青年为何在母亲癌症化疗期间起诉离婚，做出如此荒唐决定？郭丽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接触的案子多了，她发现，一个人在面临巨大压力时会做出反常的举动。这个男青年也是如此，妈妈生病了，他觉得天塌了，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这时急需身边人给予心理疏导，而一旦没有人提供心理或者情感上的帮助，他极可能走极端，对家庭成员造成伤害。郭丽芬说，调解员就应该担起心理帮扶和纠纷化解的职责，积极帮助他们排解心理压力，纠正他们的错误，帮他们维护家庭的完整。

助力棚户区“三年清零”

家庭中除了情感纠葛，另一矛盾点就是财产分配，尤其是老一辈的房屋拆迁，很容易导致兄弟姐妹之间多年的矛盾爆发。在红桥区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行动中，拆迁导致的家庭矛盾纠纷明显上升，因分配问题，一些房屋的拆迁就陷入了停滞。

如何助力棚户区“三年清零”行动，家事调解员和家事法庭的工作人员也在努力行动着。宋景凤女士先后在西于庄、西沽街道做妇联工作，两个片区都面临拆迁问题，她所接触和调解的案子大多和拆迁有关。

有一家三口， 男方对女方不好，女方就带着孩子回到河北大街的娘家长住，男方也不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等到拆迁消息出来时，女方的母亲哭着找到居委会，请求考虑女儿和外孙女的居住问题。宋景凤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找来男方，详细了解过去家庭的情况，决定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分开安置，面积计在该家庭总拆迁面积之中，男方安置房的面积适当减少。男方表示认可，此后对女方也开始转变态度，现在该家庭已重归于好了。

析产和奖励，是困扰拆迁家庭的一大难点。宋景凤在调解涉迁家庭的纠纷时发现，一些房屋的产权属于上一辈，这一辈的其中一个后代在居住，涉及十多个继承人甚至二十多个继承人，调解起来非常麻烦。针对房屋的拆迁款，可以在后代间进行分配，可是针对房屋拆迁的奖励款，是否也应该在家庭后代间分配？不少家庭为此闹出了纠纷。

红桥区家事法庭庭长陈国女介绍，房屋或房屋拆迁款可以按照财产继承的法律法规判决，但是涉拆迁的奖励、补贴则不属于遗产，这就需要家庭成员自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会给政府的拆迁进程带来障碍。家事法庭的调解员这时就能起到很大作用，在家庭中充当传话人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最终促成大量家庭达成拆迁协议，有力地推进了棚户区的改造。

红桥区法院公布的资料显示，法院接受的涉棚户区征收改造继承类案件数量较多，审理难度较大。实践中，家事审判依托红桥区法院棚改派出法庭，加大诉讼调解的对接力度，大量家庭矛盾得到根本解决。

拆迁给一个家庭带来财富，也往往是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导火索。如果没有拆迁，不少家庭尚能和气相处，而一旦有了遗产继承，则争得死去活来，一些家庭的旧账也被翻了出来。谁赡养老人了，谁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了，这些事在调解中被反复提及，也让宋景凤倍感头疼。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了财产争得面红耳赤，而一些人当时却并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他们又如何给后代做个好榜样？财富继承了，家风却败坏了，这一问题，值得社会深思。

家事案件的新特点

2018年，红桥区法院的家事审判庭在收案案由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收案范围从离婚、离婚后财产纠纷这两个案由，拓展到婚姻家庭、继承项下涉家事的25个案由。2018年，新收各类家事案件983件，审结958件。从案件构成看，2018年离婚和离婚后财产纠纷584件，继承类案件224件，抚养类案件104件，赡养类案件43件，同居关系、收养关系等其他案件28件。综合来看，离婚和离婚后财产纠纷仍是家事案件的主要类型。

从审判效果看，2018年家事案件的调撤率为50．73％，比2017年增长了近11个百分点，说明案件的审判效果持续向好。

红桥区法院新闻发言人王飞介绍，2018年，法院审理的家事案件有一些新特点。这些新特点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暗含了家庭和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应予以重视。

其中，在离婚案件中，大龄青年因被父母催婚、仓促结婚而导致离婚的现象非常突出。初婚年龄特别是女方初婚年龄30周岁以上的婚姻，感情基础比较薄弱。2018年审结、判决离婚的67起案件中，女性结婚登记年龄30岁以上的达19件，占28．4％；调解离婚的152件案件中，女性结婚登记年龄30岁以上的达38件，占2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基于感情，而仅仅因为“剩男剩女”被父母催婚而仓促走入婚姻殿堂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提醒大龄女青年，在对待婚姻问题上千万不能“就合”；而身为父母，也不要违背子女意愿而对子女一再任性催婚。

丧偶老人养老面临困境。2018年，红桥区法院审结的40件赡养案件中，原告撤诉11件，调解16件，判决13件，多为丧偶老人起诉子女赡养。判决结案的13件案件中，年龄最长者92岁，90岁以上者5人，80－90岁的5人。13位起诉者中无住房的6人，有房而无退休金的5人，无房也无退休工资的2人，他们在老伴去世后孤寡无依、生活无着，需要子女从经济和生活上予以帮助和照料。对于无房、无收入的人士而言，赡养问题更是突出。一些中年人怂恿老人卖房，再给其租房居住，但实际上几年过后，父母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生活无依无靠。为此，法院人士建议老年人售房、尤其是在子女唆使售房时，务必慎重。

闪婚闪离婚姻，对双方家庭造成的损失都很大。结婚乃人生大事，也是父母最挂心之事。子女结婚，从准备婚房、给付彩礼、筹备婚礼、摆设婚宴等，双方家庭均有较大投入，有的父母更是拿出全部积蓄甚至搭上养老钱。闪婚闪离，这一结一离，新房变旧房、初婚变二婚，双方父母都会心理失衡。庭审中两个家庭相互指责、对抗常会很激烈。感情易冲动，但人生需理性，法院人士建议，在选择结婚伴侣时一定要多了解、多相处，慎重做出结婚决定。

在调解了大量家事纠纷案件后，宋景凤深有感触。她认为，人性的弱点是只记着别人的不好，而记不住对方的好，家庭成员间也是如此，很多家事纠纷常因此产生。大量家事纠纷，均是鸡毛蒜皮小事，可一方却记恨一辈子，说起来历历在目。其实，何必如此呢？宋景凤说，当我们在记着家人的不好时，能否也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如果我们能改掉“记坏不记好”的毛病，包容家人身上的缺点和不足，与对方一起携手前行，再大的风浪也能抗得住！（津云新闻编辑李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