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8日，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明报》连载。一甲子岁月悄然而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已成就其通俗文学的地位，成为几代人的文化记忆，至今盛而不衰，更不用说翻拍成的不计其数的影视作品，他的作品甚至被改编成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而金庸作品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正是在30年前——1985年，金庸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套两册的《书剑恩仇录》。然而金庸和天津的缘分并非仅此而已，尤其和南开大学渊源颇深。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向记者讲述了2001年金庸访问南开大学的往事，以及二人作为朋友为文坛留下的种种趣话。
一甲子圆梦 金教授受聘南开大学
在2001年的金庸天津之行以前，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并未和他有过直接接触。但作为内地较早接触金庸作品的人，陈洪曾在文学前辈面前，给予金庸的小说以极高的评价。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金庸时说，自己读过金庸的小说。彼时，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拥有港版或者盗版的金庸小说集了。然而，文学界内对其争议颇多。1988年，沈阳召开了国际小说研讨会，幼时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的文学前辈端木蕻良在会上发言，对当时文学界特别是小说界的现状很不满，他形容当时是“沉渣泛起，武侠这种烂东西都出来了”。端木老先生说，梁羽生专门到北京要见他，也被他拒绝了。
会议休息期间，作为文坛后辈的陈洪问老先生：“梁羽生且不论，您对金庸怎么看？”老先生随即回答：“那都一回事啊。”就差说是一丘之貉了。陈洪追问：“您读过(金庸的小说)吗？”在听到老先生否定的回答后，陈洪直言：“您没读过怎么有发言权呢？”陈洪表示，自己读过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当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二天，端木蕻良也了解到陈洪并不是一个随便冲动的文学青年，他就问陈洪如何看待金庸，陈洪说：“他(金庸)写得稍微多了一点，如果凝练成几本的话，将是五百年后的《水浒传》。”端木蕻良非常惊讶甚至哑口无言。陈洪所表达的其实是两个意思，《水浒传》当初也是引车卖浆之流读的通俗“文学”，很大程度不登大雅之堂，而五百年后，讲文学史甚至思想文化史都绕不开《水浒传》；金庸的作品亦同理，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很高明的通俗文学，影响之大史无前例，将来讲述20世纪文学史，甚至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史，金庸、金庸小说和金庸现象也同样难以回避，必定会被经典化。“这也是我看金庸作品的一个基本观点。”
1999年，金庸在浙大任职后，浙大文学院有朋友联系陈洪，说金庸表示希望能有机会来天津，并到南开大学访问。“据说起因有二，一是祖上在天津有产业，想看看水西庄，抒发思古之幽情。二是他和南开大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原来，在1944年，金庸就读于有着官方背景的“政治大学”，因为言论有问题而被校方开除，他就报考了当时西南联大的经研所，经研所正是属于南开大学。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由于没有从重庆到昆明的路费，而且道路不近，所以金庸和南开大学失之交臂。
2001年5月，金庸偕夫人抵津。在此之前，南开大学方面本想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但当时手续繁琐且极其难以达成，于是最终聘其为名誉教授。陈洪已经将金庸的行程安排妥当，却因为要赴苏州参加苏州大学“211”验收工作没能在天津迎接金庸。有意思的是，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也是金庸和西南联大失之交臂后就读的大学，陈洪还写小诗一首记录这件趣事：“先生莅南开，我事访东吴，千里缘何在，侠名满江湖。”
当时在天津，金庸一共有两场讲座，一是在天津日报社，另一场则是在南开大学内接受名誉教授的聘任。
前者论剑，金庸“尚礼”的儒雅之风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在南开大学内，金庸破天荒地将讲座延展到了两个小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金庸有些讷于言，讲座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当时，聘任仪式上，侯自新校长亲自为77岁的金庸先生佩戴上了南开大学校徽，90岁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到场祝贺，金庸题字：“六十年前，我曾跨入南开门槛，惜无缘登堂入室，今日得偿所愿，大畅心怀。”落款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金庸”。讲座开始，台上坐的是金庸和陈洪两人。“我们俩有点像说相声一般，他逗我捧，每一个话题快结束时，我就插话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金庸对于同学们的问题一一作答，且说：“每天读一小时我的小说，让知识丰富一些，好处也有。”他坦承，几部小说中情节有雷同，不是白璧微瑕，是个大缺点，只好等将来修改时再说。“就像我自己一样，学问不好，便总想遇到奇书，遇到好老师指点。”
谜语“泯恩仇” 陈校长助力争“诺奖”读博士
在招待的宴会上，有人向金庸求证一件“传闻”：在香港，古龙曾出上联“冰比冰水冰”让金庸对下联。金庸连忙摆手：“哪有这回事啊。”这时，南开大学有人突然想起，陈洪副校长有一个上联，“悬赏十万美金”征下联，遂提出让金庸试试。
在1995年的南开大学迎新晚会上，组织者让陈洪也出个节目，于是陈洪即兴想起一个上联来：“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原来，当时是侯自新先生初掌南开大学，为南开大学第六任校长，巧合的是侯校长的夫人康岫岩也于当时担任了南开中学第六任校长，大学和中学分属不同系统，却在同时归了“侯门”，“古语说侯门深似海，南开又有‘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之说。”言而总之，各种隐含意思加谐音的用法，这个上联难度太高，一直没有人对出来。后来范曾对过一个下联，因为侯校长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他用奇、偶数对之：“奇数偶邻生，素数未约”。范曾也很得意能对出这样的下联，还特意拿给陈省身先生看，陈老先生看罢，写下几个字：“还可以，99分。”
而中国传统文化功底颇深的金庸看过上联后，也不说话，就坐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思索，大约十多分钟过去了，他拿过桌上一张餐巾纸写下：“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以六三对一二，故都是说南京，提南京必言长江，随带着“大江东去”一语。字面上或可算对上了，但上联丰富的内涵实在要远胜下联，但当时也只能如此。邻座一把抢过那张餐巾纸，叠好放在口袋中：“这是‘文物’啊，归我了。”众人也兴高采烈地让陈洪“赶快掏支票，支付十万美金”，金庸忙摆手，哈哈一笑：“不要了，不要了。”
这件事并未就此终止——2007年，陈洪接受教育部派遣，因“蒙民伟国内香港大学交换生奖学金”事宜赴港，其间又和金庸会面。晚宴上，金庸偕夫人和陈洪同桌，金庸说：“我上次去南开，你用个上联来难为我。我当时就想还击你，我就想了一个谜语，还没来得及说就分手了。”这事耿耿于怀五六年啊。结果在这个嘈杂的宴会上，陈洪实在听不清操着宁波口音的金庸说的是什么。金庸干脆拿过菜单写了下来，结果他是把谜面谜底都写了出来：“陈洪先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下者‘陈’也。弟：金庸。”南北朝时有宋齐梁陈朝代更迭，其中齐、梁的君主都姓萧，两朝“萧”主之后就是“陈”，长江滚滚自然就是“洪”水来，杜甫名句成了为“陈洪”姓名做解，宾主无不莞尔。
2004年，多家网站转载一条消息，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据称，金庸是凭《天龙八部》一书获得大奖。很快，金庸亲自辟谣，纯属子虚乌有，“这些年确有朋友为我的小说参评诺奖”。陈洪告诉记者，之前东亚银行董事长李国宝就曾找到他，希望他能写推荐信。“我倒不认为他(金庸)能获奖。”陈洪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是很难被外国人所理解的，“我还是很认真地给写了这封推荐信，从作品影响力和深度等各个方面向诺奖委员会介绍金庸。”2007年，83岁的金庸申请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也需要一封推荐信，陈洪这次“推荐”成功。去年，陈洪和夫人去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剑桥大学安排了一场学术演讲，演讲的人就是金庸的老师麦大维，他比金庸小将近20多岁。闲暇时，陈洪和麦大维聊天问及是否和金庸先生还有联系，“偶然，不经常联系了。”对方回答。
陈洪和金庸其实也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碰面，都是朋友，聊聊天拍拍合影也都是常事，有时互相“写字留念，最后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近几年来，各地的读书节多邀请陈洪讲座，陈洪的话题多选接受面比较广的“金庸话题”。陈洪对于金庸的十几部作品有着自己的偏好，他一直认为，《笑傲江湖》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里面蕴涵了很丰富的思想情感，而不止于一般意义的“武”甚至“侠”。而面对如今改编不计其数的影视作品，陈洪认为不能以同样的高度来要求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否则结果一定会失望”。
对于朋友金庸的作品，陈洪确认其高度，同时指出金庸的作品并非“成人的童话”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广义的“寓言”作用，甚至可以称之为新的文学品类。而在半年前，陈洪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发言引得朋友“不太高兴”，原因是，陈洪觉得金庸从旧武侠小说著名作家还珠楼主那里得益很多，是一种点“珠”成“金”的关系，陈洪所表达的是金庸比还珠楼主有着更大的飞跃，“这种借鉴，其实是文学史上很常见的现象。”文人相交，真性情大抵如此。
2001年，陈洪陪金庸还在中国大戏院看了一出京剧，结果演出间隙，金庸被观众认出，纷纷要求签名、合影，金庸连忙和陈洪匆匆“逃离”，金庸觉得有些自己干扰了观众观剧，也干扰演员演出，还是低调些好。其实，那年访津，金庸和夫人还是去了一趟“祖产”水西庄,见到北查一支的亲属和一直给他邮寄水西庄资料的韩吉辰，但也留下一丝丝遗憾，值得留诗感叹：“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在采访中，记者也联系到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出版《书剑恩仇录》的编辑范希文，他告诉记者，原本金庸是想在百花文艺出版自己的全部武侠小说，“可惜最后并没有达成这个愿望。”
差点在“百花”先出了全套修改版
30年前，作为全国知名的十大文艺出版社之一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成为当时内地首个由金庸正式授权的出版社，负责出版了金庸武侠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作为当年主要编辑之一的范希文告诉记者，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领导指派的任务，而非后来者所说的大胆行为，“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出版香港作家的作品是一件特别谨慎的事情。”
《书剑恩仇录》一书由香港带回天津后，一是交给了天津电影制片厂，要拍成一部电视剧。二则交给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尽快出版。显然，出书的速度要比拍电视剧快得多。“我们做得并不复杂，是把繁体字转化成简化字，认真改正了一些错别字，是纯文字版，连插图都没有。”范希文说，这个版本的《书剑恩仇录》于1985年4月在天津新华印刷厂完成印刷，“当时的印刷技术还是铅字印刷，需要工人拣字。”《书剑恩仇录》首批印刷就印了50万册，定价为4元。在当时普通人月工资还都在数十元的情况下，4元的定价也属不菲。封底设计是陈新，他是出版社的美编部门的主任，封面是一张枯枝纵横的照片，也就简单写着作者和书名。陈新当时做完设计后，送给领导看，也征求范希文等编辑的意见。“当时大家都点头了，其实大家也都觉得不‘合题’。”
范希文说，书发行相当好，50万册毛收入就达到了50万元，需要正式支付给金庸的版税是5万元。仅这5万元的版税支付时间就“辗转”了好几年。“在出书过程中，我和金庸一直保持着联系。”范希文回忆，金庸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书剑恩仇录》的版税自己就不要了，全部给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员工们做福利。但老领导谢国祥还是希望范希文和金庸联系一下，能够让金庸发一份正式的公函，说明这5万元稿费的“去留”，然而当时的金庸常常不在香港，“我辗转多年，终于联系上了金庸一个香港电影制片人，他算是金庸的代理人。”此人告诉范希文，金庸当时一直住在英国，几次联系，代理人给范希文发来一封信，转述了金庸的话，将一直搁置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5万元版税一式三份：1万元给了天津电影制片厂；2万元给了北京围棋协会；2万元还留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留给所有员工当福利。“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出版社当时有100多人，最后每人做了一套西服。当时买西服只有香港有，但特别贵。”让范希文觉得相当可惜的是，一人一身的毛料西服是当时由小白楼某个自称会做的裁缝做的，结果款式上是“西服不西服，中山装不中山装”的，这件瘦了那件短了还有褶皱，“总之很糟糕，白花钱了。”
1994年，金庸授权三联出版社出版全部武侠小说，他在序言里写道，在这次“三联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其授权而出版的《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范希文说，他看到三联的这套金庸作品集时，唏嘘不已，“金庸当年其实最早是想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部武侠小说，而且是修改过的版本。”
原来，作为编辑的范希文在《书剑恩仇录》正式发行后，接到一封金庸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非常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说，金庸告诉他，自己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要对自己全部的武侠小说进行修改，之后将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全部出版。之后，范希文的确收到了金庸发来的包括《白马啸西风》等三部作品，“每一部手稿，都有着几万字的修改，相当认真。”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金庸全部武侠小说没能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看三联的版本，都是没有修改过的。直到广州花城版的才是进行较大修改的版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近几年曾联系南开大学陈洪，希望其能帮忙联系金庸，和金庸再续前缘出版全部武侠小说，“但因为金庸年纪太大，此事也正在联系接洽中。”陈洪如是说。
未能泛舟品尝津菜 “故园”徒留想象中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参加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工作的韩吉辰发现，南运河畔的查氏水西庄是金庸的“祖业”，于是韩吉辰通过天津文史馆联系到了金庸，就开始了与金庸十余年的书信联系，其间，只要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就把相关资料邮寄给在香港的金庸。2001年，金庸抵津已是深夜，在宾馆就让秘书打电话给韩吉辰。
“他原本执意要到我家登门拜访。”韩吉辰认为“斯是陋室”，最后定在红桥区区委礼堂见面。当时是周日，电梯停开，77岁的金庸最终是被工作人员架上了楼。礼堂里，金庸偕夫人对韩吉辰表示感谢，并说所有资料都看到了。“金庸曾在香港的一次聚会中，专门找到一位天津教授，兴奋地告诉他，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叫水西庄。”金庸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遇到周汝昌先生，也表示对水西庄研究的关心。
聊到水西庄的重建时，金庸表示想看看水西庄的原址。“当时，水西庄原址已经是芥园水厂，重建最终选择了在子牙河畔。”一行人驱车来到附近时，韩吉辰已经明显感觉到金庸深深的遗憾之情。金庸表示想乘船游览一番，也未达成心愿。“红桥区亦是津菜发源地之一，我们想请金庸先生吃个饭。”韩吉辰说，金庸当时欣然接受，谁料金庸的夫人表示旅途劳累，肠胃有些不适，着急返回宾馆，“结果，最后也没能吃上咱们地道的天津菜。”
清朝初期，北京、天津查家显赫一时。查家分南查(海宁)和北查，南查代表人物查嗣琏(慎行)、查嗣庭、查嗣瑮、查昇，而北查代表人物有查日乾、查为仁、查礼。北查一支，在明代万历年间迁顺天宛平(今北京)，清初，少年时随寡母寄居江南，长大后才迁到天津。天津查家富甲一方，民间俗称“阔查”、“查半城”。在这次金庸的“秘密之行”中，家住大港的查胜，作为北查后人和金庸见面了。
时任大港档案局局长的查胜回忆，当时两人见面都非常高兴，席间说起先祖过往，按北查家谱本名查保廷的查胜询问金庸：“宛平查氏按‘为谨维勤，以绥尔禄，保世光大，承家之福’16字排序，我是慕园公(查日乾号慕园)第九世孙，如从家谱论，您应该如何论？”金庸在纸上写过自己南查一脉传承续表——南北查氏绪论家谱，意义非常。韩吉辰说，在天津的查氏后人不少，据他所知除了南开大学早逝的著名教授穆旦(原名查良铮)外，还有在天津的查五小姐查良英一脉。查良英是金庸的堂姐，那年金庸在天津，却没有见到堂姐的儿子金兆新，而金兆新当时也因多种缘故，最终也没能在天津见到金庸。“水上公园的园林工程师查良钢也是赫赫有名。”韩吉辰说，在天津的查氏后人其实为数不少。
当时，韩吉辰还向金庸展示了水西庄复建图，金庸也欣然为其题词：“韩吉辰先生：研究水西庄，长期有贡献！金庸”同时，当场题诗一首：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落款：“金庸(本名查良镛)辛巳年夏”。“当时，我们送给金庸先生一个传统工艺制作的浑天仪模型作纪念。”整个会面只有3个小时，当时，金庸得知韩吉辰在编撰红桥区志，分别之际嘱托成书之时，可不可以送给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这部书中对水西庄有着详细描述。”去年5月份，金庸委派堂弟海宁金庸研究会的会长王敬三访津，王、韩二人会面时，韩吉辰郑重将百万字《红桥区志》托王会长交给金庸，“我完成了我的一个承诺和心愿，也不知道他现在看到没有。”
本文于2015年2月14日刊登于《每日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