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履职强化担当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再部署、再动员，是监督执纪问责的新标尺——
纪法贯通 尺度更严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率先学好，领会核心要义，把自己摆进去学，对照修改前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学，特别是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日前，天津市纪委监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在工作实践中，严格执行《条例》，一把“尺子”量到底，精准开展监督执纪问责。连日来，在各区纪委监委的微信公众号上，纪检监察干部学习贯彻《条例》的动态每天可见，一个学好《条例》、用好《条例》的热潮已然掀起。
“热度”，的确是记者感受到的氛围。2018年8月26日，新华社发布新修订的《条例》。据记者搜索的不完全数据，至9月7日，各媒体跟进的报道、评论、解读、专家访谈等，总量已达千万条，网民评论热度持续不减。一部党内法规的颁布，吸引全社会高度关注。
三年前颁布的《条例》，被媒体和网民一致赞为“史上最严的纪律处分条例”。三年后，“史上最严的《条例》”又经修改，人们深读之后得出一个共同感受：纪律红线越标越明，执纪尺度越来越严。
《条例》以《党章》为依据修订。《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条例》则将规矩细化，为“六大纪律”标明了红线、底线、高压线，也为监督执纪问责标明了尺度。社会关注，民意关切，这也是对纪检监察机关新的期许。
“政治性”鲜明亮眼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的一条纪律，在《党章》与《条例》中，这条纪律居首居要。
天津市纪委监委对政治纪律的监督执纪问责可谓严明，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是首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2016年以来，市纪委就对市、区党委换届中的数千名局处级干部“显微镜下过筛子”，严格落实中央“九个严禁”纪律要求，对相关人员作出党风廉洁意见回复，“筛”掉了一批政治不合格的人选。党的十九大后，又有赵建国、于秉华、罗福来、王建东、尉永久等多名局级官员落马，而通报所指第一条，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去年以来，全市着力净化政治生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委纪委的首要政治职责，天津执行政治纪律的态度分外鲜明，“不可逾越的红线”始终挺立在前。
新修订的《条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写入总则，将管党治党的政治本质写入党内法规，体现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原则，突出了纪律建设的政治性，为监督执纪问责确立了制度依据。受访的多位纪检监察干部都谈到，纪检监察机关首先是党的纪律部队，履行监督专责，监督政治纪律的执行情况是首责。
“新成果”广泛吸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定，始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党纪处分条例自1997年试行，已在2003年、2015年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有过两次重要修订。2015年的《条例》之所以称作“史上最严”，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纪律要求写入其中，明确搞“四风”就是违反党纪，有效遏制住了公款消费和奢靡之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管党治党的新章法，积累了许多新经验新成果。这次修订的《条例》将许多新成果收入其中，广为人知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便是成果之一。
《条例》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正式写入总则部分，是对纪检监察工作成功实践的充分肯定，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提炼和总结。“四种形态”着力于挺纪在前、抓早抓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核心要义。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步步深入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制度标尺。2018年1月至7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9730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7314人次，占75．2％；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1802人次，占18．5％；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420人次，占4．3％；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194人次，占2％。一位老纪检形容：用这把“尺子”量树木测森林，拔掉了一批“烂树”，更挽救了一批“歪树”“病树”。
新修订的《条例》还首次将“家风”作为纪律要求收入，这也是一个极其亮眼的条款。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家风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近年来查处的违纪党员领导干部中，许多人都是“一人当官，全家敛财”。西青区委原书记周家彪就是纵容亲属敛财的典型，在他的庇护下，家人在西青区以律师事务所为依托，获取了巨额利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委员、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家星也是这样一个典型。张家星违规默许、纵容亲属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
有的领导干部前台当官，后台当老板，亲属参与其中，大发贪腐之财。家风败坏，根子在一家之主。家风问题列入党纪处分条款，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明确：家风问题不仅是家务事。党员领导干部既要严于律己，又要从严治家。管好家人，涵养家风，是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应尽之责。
新修订的《条例》对新成果的吸收，一如既往地体现了时代性、针对性，回应和解决了监督执纪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无疑也为纪检监察精准发力、精准执纪，实现政治、社会、法纪效果的统一，提供了精准的尺度。
“纪与法”贯通衔接
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将纪与法相衔接，堵塞纪法交接过程中的漏洞，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纪律挺在前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经验的凝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纪委监委合署，纪委与监委同向发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纪与法衔接贯通，消除了监督的死角盲区。党的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纪律一定严于法律。长期以来，党纪和国法在相当程度上内容重叠。2015年修改《条例》时，就发现原党纪处分条例中70多条内容与刑法等法律法规重复。因此，在修订《条例》时，将原来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10类违纪违法行为，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6类，使《条例》这把尺子真正回归党纪。本次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负面清单”，不仅告诫党员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分依据，细化了监督执纪问责的标准尺度。
梳理天津市纪委监委发布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不难发现，某某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的表述已是统一定语。“违纪”和“纪律审查”的表述一定在“违法”和“监察调查”之前。而结案后的通报，则多有“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表述。这是“纪挺法前”的显著特征。
是“尺子”必然分寸明晰，这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处处体现分明。《条例》规定，纪律审查中发现有违法问题的，先作出党纪处分，并按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明确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浪费国家资财等违反法律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这为纪检监察机关有效履职尽责扫除了思想和制度障碍。有人比喻这就是一把“卡尺”，是违纪还是违法，卡尺一量，一目了然。
“划重点”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步步深入，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还远不能“鸣金收兵”，还必须以永不懈怠的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新修订的《条例》，就是对全面从严治党、对纪检监察队伍的一次再动员。
《条例》明确了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方向，比如，对“七个有之”问题，就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规定，完善了从重加重处分的情形。“七个有之”，是危害政治生态的大问题。具体表现在，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撰文评论，以往认为，“七个有之”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品质、从政素养等问题，人们没有自觉地把“七个有之”表现与腐败的发生、与政治纪律相联系，这也是管党治党“宽松软”的一个原因。
记者注意到，天津市委、市纪委监委对“七个有之”等问题的态度是雷霆之势、先查快办。近年来，严肃查处了津南区委原书记吕福春、红桥区委原书记张泉芬等违反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件。
《条例》要求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还有新增的搞山头主义、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违反政治纪律，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不重视家风建设等新型违纪“负面清单”。把工作重点写入党内法规，为监督执纪问责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工作重点。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条例》释放出的管党治党尺度越来越严的信号是明确的、强烈的。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必然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有新作为、新担当。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就越需要加强纪律建设，就越需要《条例》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证。（津云新闻编辑刘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