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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贸中心 工业之源

朝鲜银行

中原公司

纺织厂

开滦矿务局大楼

独特的地理地域位置,赋予了天津古来的漕运、盐业的“津要”地位。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推进,开埠通商,其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因为成为世界市场重要口岸而更加凸显。与此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外来资本和民族资产的推动,天津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以军事工业促进了化工、纺织、铁路、电信、采矿、冶铁等民用工业、轻工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多项天津近代工业之最,也一度领先全国甚至国际水平。

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的城市发展,商业、工业发展,也促使天津成为近代北方金融中心,由传统城市向着近代开放型工商业城市转变,一度成为中国第二大城市。

新商圈老字号银行街 “流动”的金钱

开埠后天津的中国北方商业中心地位因加入世界市场而迅速提升。中国和世界商品在这里集散,与南北沿海贸易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为天津带来了新的繁荣,新的商业区在历史的推进中转变。

从河岸口到租界区

天津北倚京城,东临渤海,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自古就形成舟车汇集的水陆交通枢纽。三岔河口一带构成理想的海运、河运的起始点。直沽港不仅是皇粮重要转运港,又是京师重要的物资储备之地,与码头适应的仓储设备设施十分发达。港口的空前繁荣,促进了直沽一带手工业、商业、金融业、盐业的发展,“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漕运之盛,天津海路运粮畅通和清政府严格执行海禁两相并行形成独特景象。天津极具商业传统,各地商人涌入、定居于此,以盐业、海运和粮业形成了天津“八大家”。

因此,天津中心商业区是以三岔河口附近,城厢以北的估衣街、河北大街、针市街、粮店街、侯家后为主。进入20世纪后,这些传统商业中心遭遇了壬子兵变、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洗劫,天津的商业中心还是转移到了租界区。其中,主要集中在日租界的旭街和法租界的梨栈大街,就是如今的和平路,“金街”之名名副其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形成了靠近日租界的南市、法租界的梨栈以及英租界的小白楼为主的三个新型商业中心,华洋杂呈,商店、旅馆以及各种戏院、电影院、舞厅等消费场所,甚至以有轨电车联通起来,大都市的繁华不外如此。天津商业的繁荣孕育了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商家,盛锡福、桂顺斋、冠生园、达仁堂、老美华等留存至今。与此同时,大型商家的崛起,也凸显了天津的商业繁华,1928年1月1日,中原公司开业,以“始创不二价 统办全球货”成为天津第一家大型百货零售企业;同年12月12日,劝业场开业,从建筑风格、经营方式上突破中国传统商业模式,300多家商铺“进驻”、八大天闻名于世。

随着商业发展,天津形成了有行会性质的会所、会馆,1903年,天津各行商人组织成立天津商务公所,两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会。天津商会从成立开始,就以维护民族商业为任,在抵制洋货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1916年老西开事件和1919年五四运动中,都有爱国壮举。同时,天津商会还热心公益,赈灾济贫、兴办学校均有重大贡献。

解放北路的“东方华尔街”

近代天津是北方金融中心,天津最早的金融市场是在北城扛钱的、跑合的“伙计们”自发组成的各种“跑合铺子”,集中在宫北大街。天津最早的近代银行是1880年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分行,吸纳当时权贵的存款,据说李鸿章在汇丰存有150万两白银。官方的金融机构,是袁世凯任命周学熙创建的“直隶官银号”,是当时直隶省的财政银行,用于发行钞票等,其后设立了天津最早的银行储蓄所“博济储蓄银号”。天津最早出现的中国资本银行是1898年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到了1935年,天津已经有中国资本银行29家,最著名的就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天津分行,这四家银行的金融业务已经辐射到长江以北,到了1947年,天津各类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307家之多,造就了一大批银行家以及各种投机者。追溯根源,与当时天津的地理和政治、经济位置密不可分。

至今还能一窥当年天津金融风云的遗存,就是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东方华尔街”双头衔的解放北路。这条由北向南贯穿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四国租界的马路上,各国在天津开设了行政机构、金融贸易、酒店娱乐等设施,自英国汇丰银行开始,英国麦加利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中法工商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陆续兴建。20世纪40年代天津的解放北路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部设在天津。

自强爱国的军工民用 艰难前行

制盐和酿酒是天津的传统手工业,而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的建立,则标志着北方近代工业的诞生,天津工业化进程,是从军事工业发展而来的,寄托着一代爱国者的军事强国梦想。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也从强兵转变为富国,民用工业的兴起,让一大批民族工业支撑起了天津作为中国工业核心的历史地位。

十二项天津工业之最

应该了解一下天津对于近代工业的贡献:1867年,天津机器局是天津最早的军火企业;1880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是天津最早的修造船厂;1880年,大清天津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也是世界第二艘潜艇,这一年,也制造了中国第一套舟桥船;1902年,万国矿水公司是天津最早的汽水厂;1906年,北洋劝业铁工厂是天津最早的民用机械制造厂;1915年,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织厂是直隶模范纺纱厂;1921年,天津第一家体育用品厂是利生体育用品厂;1929年,华纶染厂是天津第一家机器染整厂;1936年,天津第一家轧钢厂是天兴制铁所;1941年,侯氏制碱法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制碱工艺;1946年,我国最早生产的三轮汽车是天津的飞鹰牌——不难看出,其中有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天津工业品牌”。

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传统的漕运、拱卫京畿作用,还是近代开始的城市性质,都是特殊的城市地位所决定的。作为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天津的工业化进程也正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兴办军工企业开始的。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清政府总计兴办有20个军工厂,在北方兴办最早、规模最大、效益最显著的就是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这也是中国第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化企业,由此带来的是新式教育和产业工业的诞生。军事工业的发端,引发了资金、原料、交通等诸多产业的发展,于是,采矿、冶炼、铁路、电信、纺织等民用产业成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开始与垄断的洋煤竞争,“煤河”的开挖、蓟运河的疏浚,保证几大军工厂的用煤外,还投放市场获得很高收益。此外,中国的邮政、电报事业也都是从天津发端。这些早期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因为雇用了大量产业工人,天津最早的工人阶级也由此诞生。

打破垄断的民族工业

20世纪初,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物公司、北洋火柴厂等企业的兴建,标志着天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初步振兴阶段。20世纪初,天津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基地。1903年,袁世凯委任时任天津候补道台的周学熙来津总办直隶工艺总局。天津华新纱厂、裕元纱厂、恒源纱厂、北洋纱厂、宝成纱厂、裕大纱厂六大纱厂相继建成。到了20世纪20年代,天津棉纺织工业已经达到全国第二的水平,天津近代纺织工业初步形成。1912—1928年之间天津纺织厂家数已达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05万元,占当时天津地区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强。范旭东创建的“永久黄”成为中国化工企业的奠基石,精盐和纯碱生产技术,更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同期引人瞩目的是天津三条石机械铸造圈的形成,当时的三条石地区已经有铸铁厂20家、机器厂25家,到30年代,已经成为“铁厂街”——36家铸铁厂和71家机器制造厂,其中不少企业分号遍布全国。涌现了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以及周学熙等赫赫有名的实业家的同时,产业工人的数目已经让天津工人阶级的实力成为全国的佼佼者,全面推动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也对天津的城市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比如工业促进城市人口聚集,促进郊区城市化,让农民转入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促使天津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开放型工商业城市转变。(津云新闻编辑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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