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快报记者 程婷 “一、我病危时不必抢救。二、我死后所有器官如有需要皆愿捐献，如眼球、脾脏等。三、我死后希望能够被解剖，查明死因，求医疗方案以救后人。四、如有骨灰我希望能够撒入海河，因为我曾是人民海军的一员……”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医学院一层走廊深处，有一个面积约五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陈列着33份遗体捐献人的遗嘱、4件遗物、3件器官标本和一面党旗。几天前，这处取名“生命意义”的人文素质教育实训基地迎来了首批参观者。南开大学医学院2013级临床医学专业和2014级口腔医学专业的40余名本科生在这里上了一堂特殊的“医学伦理”课，向“无言良师”们致敬。

职业不同却同样捐献遗体

33份遗嘱的订立人，既有知名学者、专家，也有普通文员、工人。被誉为“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的朱宪彝教授，在病逝前立下了“献出全部存款、献出珍藏书籍、献出小楼一幢、献出遗体供解剖教学”的“四献”遗嘱。王桂英老人一生从事医学护理工作，并荣获“南丁格尔奖”，去世前，她签署了《捐献遗体志愿书》。军医钱雅勇，22岁参加八路军，后投身医学教育事业，晚年立下遗嘱，捐献遗体以利教学。在这里陈列的33份遗嘱中，有3份来自“南开人”，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柯礼文、南开大学化工厂工人王金霞以及南开大学物理系校友、原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副院长姚进。尽管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对医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支教医学教育事业的那份相同的热忱令人动容。

让学生知道医生所需素质

“医生不是谁都能做的！做医生首先要做个好人，我们的实训课就是想告诉大家，做医生需要怎样的素质。”谈及当前医药卫生行业医德失范的种种现象时，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张金钟认为，有两大背景不容忽视：一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导致“技术至上”的迷思；二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医务工作者如何在满足个人物质需求的同时坚守职业操守，“这是整个医疗卫生活动不可回避的问题，医学教育同样需要更多思考。必须要给予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足够的重视，让素质教育真实、感人、有效”。一名学生课后留下这样的感言：“虽前路坎坷，我愿继承先人之遗志，投身于医疗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