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报记者 李海燕 任悦 文字编辑 曹嵩博 一出天津火车站，蜿蜒流淌的海河上，有一座天津人尽皆知的名桥——解放桥，这座钢架大桥原名“万国桥”。时光倒退个七八十年，那时的天津有“国中之国”的英、法、俄、美、德、日、意、奥、比等九国租界，正是这座桥北连当时的老龙头火车站，南通法、英、德租界，故得“万国桥”之名。天津解放后，此桥才正式更名为“解放桥”。

如今，人们穿梭于解放桥上，殊不知脚下重叠的还有战火纷飞年月里一批国学大师的沉重脚印。天津青年文史专家方博先生带着他的多年研究和数年来寻找到的资料，讲述了一些解放桥在抗日战争时期“亲历”过的血雨腥风，桥上虽没有战场里的浴血厮杀，却承载着国学大师们沉痛而悲愤的脚步，他们离开沦陷的北平，走过这座桥，南下去开拓新的阵地，继续培养年轻学子。而在这场背井离乡中，万国桥成了他们经历中最危险的一关，每个人心中都明白：只有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

国学大师举家逃难

过桥才出鬼门关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外的枪声犹如一道霹雳，划破了神州静谧的夜空。日军的隆隆铁蹄打断了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陈寅恪先生被这样的炮声完全打乱了生活。

陈寅恪出身名门，饱受国破家亡之恨，他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并称为“维新四公子”。北平沦陷后，久慕陈三立大名的日本人希望能请其出任伪职，多次派人前来游说，每次陈老先生都怒斥说客并将其逐出门去。此后，老人家抑郁尤甚，又加久病缠身，绝食5日，虚弱而亡，享年85岁。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陈寅恪将父亲遗体草草入殓。谁料屋漏偏逢连夜雨，陈寅恪本来就高度近视，加之悲伤和气愤，导致视网膜剥离，致使右眼失明。对于一位终日与书籍相伴的人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沉痛。

因为看到父亲的骨气，陈寅恪坚决不在沦陷区教书，决定以残疾之身，冒风险离开北平。其长女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中写道：“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父亲就依靠他唯一的左眼和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三妹和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孩，还有照顾三妹的王妈妈一起开始了逃难的历程。”

陈寅恪夫人唐筼女士在《避寇拾零》中回忆道：“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早，我们携三个小女及王妈等购得快车票出京。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天津东站，俗呼老龙头，出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住一个女儿，王妈抱着才4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到天津的人，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子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

六国饭店是清华大学在南迁途中设在天津的接待处，位于法租界内(今和平区承德道与解放北路交口附近)。大多数北平高校的师生来津后，几乎一致的路线都是由老龙头车站直奔六国饭店。万国桥是其中的必经之路。因此可以想象，不仅仅是陈寅恪一家，很多知名学者都曾仓皇而悲愤地奔走在万国桥上……

应该说，在国破家亡的日子里，万国桥给逃难的国人们提供了暂时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这些学人从北平出发，到天津，过了万国桥，悄悄安定后，直到抵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行程贯穿中国南北。短短的万国桥上，记录下的是他们漫漫长路上的一串艰难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