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战人士回日本后积极传播日军侵华真相，他们为左文治寄来相关影像资料。

左文治整理绘制的《塘沽“劳工营”、“万人坑”地理位置图》。

今年86岁高龄的左文治，11岁起就去给当时驻扎在塘沽新港的日本人当童工，受尽折磨。从1995年起，他倾注全力，搜集大量抗日战争期间的劳工营和万人坑的历史资料，访问数百位亲历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他不顾年迈，走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世人铭记历史。昨天，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重病卧床的老人向记者表达了心愿：希望有人接过他手中的资料，帮他整理，继续传播这段历史。

当童工受尽折磨

左文治11岁时就去给驻扎在塘沽新港的日本人当童工，受尽折磨。每天天不亮开始干活，直到晚上七点钟，一刻不能休息。左文治记得，当年一个叫“卡巴哒”的日本人让他斟水时，故意将手中的杯子移上移下，热水溅出杯子，“卡巴哒”大怒，立即打了左文治两个耳光，并一脚将他踢倒在地，左文治刚站起来又被踢倒，接连三次，直到左文治耳朵出血。

左文治目睹了日军的种种罪行，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常向青少年讲述历史。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从那年起，左文治着手调查研究，搜集日军暴行证据。

记者看到，在左文治的房间里，满满当当整齐保存着他调查整理的各类资料，包括史料记载、对亲历者的访问日记、访问录音、调查报告、实地勘察记录等，内容涉及新港劳工营、万人坑等。“因为距离当年劳工营、万人坑的事件已半个多世纪，事件的准确时间、地点、悲惨情况等，知道的人很少了，且说法不一。”左文治说，为弄清事实真相，他先后走访数百位亲历者和十几家单位。

当听说1955年，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曾清理新港万人坑后，他立即找到塘沽红十字会了解情况，得知塘沽红十字会当时还未成立，于是跑到天津红十字会询问，不巧的是红十字会会长已退休，几经周折，他最后终于了解到，当时清理万人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目前，左文治因身体原因已无力继续调查，这是他的一个遗憾。

因为很多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已不在塘沽生活，左文治曾跑到蓟县找到当年劳工刘本善，也到过市区找到崔庆云等。找到刘本善时，刘本善已卧床不起，语言不清，左文治耐心记录。当他听说航务处施工时曾挖出好多人骨时，又去找当年施工者了解情况。为此，左文治先后修改多次并绘制《塘沽“劳工营”、“万人坑”地理位置图》。

左文治一边调查研究，一边义务宣讲。他将多年调查走访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并总结出一本小册子，讲述了有关新港劳工营和万人坑的事，其中有40余篇文章先后被刊登在报纸等刊物上。为更好地传播，他还到社区、机关单位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左文治还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印制成一本小册子《悲惨的童年》，其中包括对汉奸郭宝林、吃的牛马食、新港卡子门等的描述。在社区和学校宣讲时，左文治都会把这本小册子发给大家，让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日本反战人士留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反战人士先后四次来天津走访，并指名找左文治。左文治都以个人名义做了接待。

1999年1月6日，“日本侵华暴行研究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走访了多位日本侵华时期的幸存者，并诚恳表达歉意。临走前，日本友好人士小池善之先生在左文治的日记本上留言，“今天我来到了塘沽，更加清楚了解中国人遭受暴行侵略的历史事实，这对日本人是个教育，我应该把真相告诉所有日本人。”

2005年9月15日，日本日中友好和日本侵略中国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团来华访问，记录了大量的影视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口述，到新港现场查看了当年的劳工营、万人坑旧址，并为万人坑碑献花圈。2005年12月，日本的日中友好人士又先后两次来到天津，进行友好交流。

左文治向记者展示了日本友人寄送给他的有关日本侵华历史的资料，包括他们从中国回到日本后，在日本出版的书籍、在富士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等。

做了这么多调查宣传，左文治仍心怀遗憾。他说，近20年搜集的资料十分丰富，但是比较分散。他希望能将这些资料进行细化梳理，以便永久保存。但因年事已高，卧病在床，“现在真的做不了了。”前两年，他还将新港劳工营、万人坑的内容制成了幻灯片，但一直未被派上用场。“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接过接力棒，继续传播不能忘却的历史。”说这些时，左文治眼角泛起泪光。